（3）、完善《鲁迅手稿研究篇目索引》初稿；
（4）、编纂《鲁迅手稿首发目录索引》(暂名)初稿；
（5）、力争在刊物上发表1-2篇相关的研究论文；
（6）、在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2-3篇相关的研究论文。
关于胡适早年日记手稿
陈子善
1939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的《藏晖室札记》，也即胡适1911——1917年留美期间的日记和读书札记，共十七卷四大册。胡适在《札记》的《自序》里告诉读者：
我开始写《札记》的时候，曾说“自传则岂吾敢”（卷三首页）。但我现在回看这些札记，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六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汗青。
并且着重指出：
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
《札记》出版后不久，就有署名“愚”的论者在1939年6月《图书季刊》新一卷第二期撰文评介，认为《札记》具有如下四大特色：
一，表现著者之政治主张，文学主张。
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全部竖行书于开本统一的长方形's﹠NoteBook上，绝大部分是钢笔书写（《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的开首部分为毛笔书写）。每册封面上胡适都题了名，编了号，部分还注明了确切的或大致的起讫日期。我将之与铅印本《胡适留学日记》（以下简称《留学日记》）稍加对照，成果如下：
第一册：“藏晖日记留学康南耳之第三章”。为《留学日记》卷二。
第二册：“藏晖劄记民国二年起民国二年十月八日终三年二月廿八日”。为《留学日记》卷三。
第三册：“藏晖劄记二民国三年起三月十二日终七月七日”。为《留学日记》卷四。
第四册：“藏晖劄记三民国三年七月”。为《留学日记》卷五。
第五册：“藏晖劄记四民国三年八月”。为《留学日记》卷六。
第六册：“藏晖劄记五民国三年九月廿三日起十二月十一日止”。为《留学日记》卷七。
第七册：“藏晖劄记六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为《留学日记》卷八。
第八册：“藏晖劄记七”。为《留学日记》卷九。
第九册：“藏晖劄记第八册民国四年六月”。为《留学日记》卷十。
第十册：“胡适劄记第九册四年八月”。为《留学日记》卷十一。
第十一册：“胡适劄记第十册民国四年十一月到五年四月”。为《留学日记》卷十二。
第十二册：“胡适劄记第十一册民国五年四月”。为《留学日记》卷十三。
第十三册：“胡适劄记第十二册民国五年七月”。为《留学日记》卷十四。
第十四册：“胡适劄记第十三册”。为《留学日记》卷十五。
第十五册：“胡适劄记第十四册”。为《留学日记》卷十六。
第十六册：“胡适劄记第十五册归国记”。为《留学日记》卷十七。
第十七册：“胡适杂记第十七册改为第十六册”。为《留学日记》和海峡两岸的《胡适日记全编》所均无。
第十八册：“胡适劄记第十六册改为第十七册”。为《留学日记》和海峡两岸的《胡适日记全编》所均无。
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比对只是初步的和简要的。事实上当年《留学日记》编者在整理日记手稿时，作过许多技术性乃至实质性的处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数点应该引起注意：
一，日记手稿各册的具体起讫日期，与《留学日记》各卷相对照并不一致，《留学日记》有多处挪前移后的调整。
二，日记手稿是胡适率性所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均无题。《留学日记》则按日按内容归类，一一酌加小标题，虽然得到胡适本人同意，毕竟不是手稿的原貌。
三，日记手稿中部分文字，《留学日记》有所修饰或改动。如日记手稿第一册第一天，即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五日”记“夜观萧氏名剧”的感想，《留学日记》云：“凡读萧氏书，几无不读此剧者”，手稿作“凡读萧氏书，几无有不读此剧者”；《留学日记》引用剧中名句后云：“此种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谚语矣。”而手稿则作“此种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俚谚矣。”又如1914年7月8日日记中有一段，《留学日记》云：“作一书寄冬秀，勉以多读书识字。前吾母书来，言冬秀已不缠足，故此书劝以在家乡提倡放足，为一乡除此恶俗。”而手稿则作：
作一书寄冬秀，勉以多读书识字。前吾母书来，言冬秀已不缠足，故此书勉以继续放足，略谓冬秀为胡适之之妇，不可不为一乡首创，除此恶俗，望毅然行之，勿恤人言也。
四，日记手稿中引用或剪贴了大量的英中文剪报，《留学日记》中有多处删节。如1914年8月11日一天所记的两则日记，一为“悉尔先生讲演欧洲战祸之原因”，手稿剪贴了二大段英文“大旨”，《留学日记》中均删去；另一为蒋生先生“言欧洲战祸之影响”，手稿又剪贴了一大段英文剪报，《留学日记》中也删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五，青年胡适极喜影，日记手稿中黏贴了大量珍贵的大小不同的各类照片，而在《留学日记》中只选用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未能刊用。
特别值得珍视的是，胡适归国以后所写的《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两篇日记。收入日记手稿第十六册的《北京杂记（一）》为1917年9月11日至11月30日的日记，收入日记手稿第十七册的1917年7月16日、8月1日和26日三则日记和1917年12月16日至1918年2月21日的《归娶记》，均为新发掘的胡适早年日记，实在难能可贵。现存胡适日记，在《归国记》1917年7月10日结束之后，一下子就跳到了1919年7月10日，其间有整整两年的空白。而这两年于胡适而言，正是他酝酿和倡导新文学及新文化运动的极为重要的两年。因此，于胡适研究而言，这两年的日记空白也是极为遗憾的。而《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的重见天日，正好部分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胡适1913年4月在《藏晖劄记（一）》的《题记》中说：“吾作日记数年，今不幸中辍，已无可复补；今已札记代之：有事则记，有所感则记，有所著述亦记之，读书有所得亦记之，有所游观亦略述之。”《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正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北京杂记（一）》1917年9月11日第一条记云：
与钱玄同先生谈。先生专治声音训诂之学。其论章太炎先生之《国故论衡》，甚当。其言音韵之学，多足补太炎先生所不及。
从该条日记中对钱玄同的介绍看，当为胡适与钱玄同的首次见面，也可补钱玄同日记的失记。接下来所记大部分是读书札记，有围绕方东澍《汉学商兑》的阅读和辨析，有围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阅读和辨析等等，可见胡适当时读书之多，涉猎之广，思考之勤。其间也有多处胡适自作诗词的记载，均可补入胡适诗集。且举一例：
中秋日（九月卅日）回忆一月前（阴历七月十五）与曹胜之君同在南陵江中。舟小，吾与胜之共卧火舱中。天大热，虽露天而睡，亦不成成寐。是日大雨，雨后月色昏黄。江中极静。吾高歌东坡稼轩词以自遣。时与胜之夜话，甚欢。今已一月矣。遂写是夜事，作一诗寄之：空江雨后月微明，卧听船头荡桨声。欲把江水问舟子，答言从小不知名。
《归娶记》记的是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记载颇为详尽。历来各种胡适传记对此过程均语焉不详，包括迄今篇幅最大的江勇振先生所著《舍我其谁：胡适》在内，连胡适到底是哪一天正式成婚的，也无从知晓，成为胡适生平研究上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一桩悬案。而《归娶记》中已经明确记载：1917年12月30日“下午三时行成婚礼”。婚礼从头至尾的每一步骤，如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等，均一一记录在案，甚至还附有成婚会堂的平面图。有趣的是，胡适还对此“新式”其实还是有点不新不旧的婚礼作了分析：
吾此次所定婚礼，乃斟酌现行各种礼式而成，期于适用而已。
此次所废旧礼之大者，如下一、不择日子。是日为吾阴历生日，适为破日。二、不用花桥、凤冠、霞帔之类。三、不拜堂。以相见礼代之。四、不拜天地。五、不拜人。以相见礼代之。六不用送房、传袋、撒帐诸项。七、不行拜跪礼。
吾初意本不拜祖先。后以吾母坚嘱不可废，吾重违其意，遂于三朝见庙，新夫妇步行入祠堂，三鞠躬而归，不用鼓乐。
此次婚礼所改革者，其实皆系小节。吾国婚礼之坏，在于根本法之大谬。吾不能为根本的改革而但为末节之补救，心滋愧矣。
那么，“根本的大谬为何”胡适认为其“大谬”还不是在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在于“父母媒妁即能真用其耳目心思，犹恐不免他日之悔。况不用其耳目心思而乞灵于无耳目心思之瞎子菩萨乎此真荒谬野蛮之尤者矣。”从中应可窥见胡适当时的婚姻观和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态度。不仅如此，《归娶记》中还有对江冬秀的具体印象和评价，认为此次婚礼“冬秀乃极大方，深满人意”，也为研究两人的婚姻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而《归娶记》中对胡适组诗《新婚杂诗》的记载，也与以后正式发表的定稿在次序和字句上均有所出入，从而为研究胡适新诗的写作修改过程提供了新的佐证。
从1966—1970年间，台北胡适纪念馆陆续推出《胡适手稿》影印本开始，胡适手稿的印行和解读就已提上了胡适研究的议事日程。对胡适这样一位在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研究胡适手稿，不仅可以欣赏胡适的书法，更可以从中发现与现行文本不同的声音，建构胡适作品的“前文本”，甚至能够改变或部分改变对胡适的既有评价，意义非同一般。从这个意义讲，梁勤峰兄慨然提供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上海人民出版社果断影印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均堪称化一成万，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乙未初夏于海上梅川书舍
说说《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
陈子善
《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以下简称《友朋书札》）终于要在郑逸梅先生一百二十周年诞辰之际问世了，编者郑有慧女史早就要我为这部精彩的大书写几句话，我不自量力答应了下来，却因忙于各种杂事，迟迟未能动笔。日前竟然奇迹般地从一堆旧资猜中检出两通郑先生一九八〇年代初给我的书札。郑先生一九九二年以九十七岁高龄谢世后，我写过两篇纪念文字，即《人淡似菊品逸于梅——追念郑逸梅先生》和《我所认识的郑逸梅先生》，（1）却均未述及。它们的出现，一下子勾起了我对郑先生的感激之情。
郑先生第一封信是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二日写的，我次日奉收。全信如下：
子善同志：
大翰由文汇报转来，敬悉一是。
程瞻庐江苏吴县人，字观钦，卒于一九四三年。名棪，别署望云居主。生年不详。著作有：《雨中花》、《众醉独醒》、《东风吹梦记》、《写真箱》、《茶寮小史》、《新旧家庭》、《唐祝文周四杰传》、《蔡蕙弹词》、《藕丝缘弹词》、《明月珠弹词》等。星社社员。所知如此而已。此颂
大绥！
郑逸梅病腕
二十二日
第二封信写于一年之后的二月十一日，也是次日奉收。全信如下：
子善同志：
大翰敬悉。承询壁山阁及二明先生，均不知，无以奉告，为歉。
研读这么一大批前贤名宿的书札手泽，当然可以从各个角度进入，欣赏写信人各具风格的精巧书法是一途，领略写信人或文或白的文字表达是一途，体会写信人与收信人互通音问的文人情谊又是一途，思考写信人与收信人切磋探讨的文史学问也是一途。总之，切入口很多，而且，无论从那个角度进入，都会有所启发，有所获得。不过，我选择另一个角度，即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角，特别是对这些书札不经意地吐露出来的写信人和收信人当时的写作和日常生活状况、写信人和收信人当时如何相濡以沫等方面作些考察。
周瘦鹃致郑先生书札更必须一说。这是一通钢笔函，不长，照录如下：
逸梅兄：
久不见，长相思，危疑震撼中辄复系念海上诸故人不已。兹决于日内来沪一行，藉倾积愫，请代约慕琹、澹安、碧波、明霞四兄于廿七日上午九时半同赴
禹钟兄处晤谈，如有能够，即于午刻同出会餐。吾兄认为如何余容面罄。
此颂
时祺
不必赐复弟周国贤上言
九月廿二日灯下
对这封信，郑先生后来在相关文字中数次提及，还专门写了一篇《最后的一次宴会》。他在文中这样回忆：
他（指周瘦鹃）晚年筑紫罗兰庵于苏州，被四凶迫害，即在他家园中投井而死，他在临死之前，曾偷偷地投寄一信给我，这信我保存着，作为永久之纪念……我接到这信，就分别通知了丁慕琴、陆澹安、徐碧波、吴明霞及沈禹钟，届时均践约来到江湾路虹口公园相近的沈家，相互握手，未免悲欢交集。他说：“郁闷了多时，明天才得舒了一口气。这儿几位老友，多么热忱，多么恳挚，真够得上交情。在苏州的几位，平素是时相往还的，现在却漠然若不相识了。那范烟桥受屈逝世，往吊的，只有我一个人，人情淡薄得如此，能不令人兴叹。”实则不是这样一回事，原来在凶焰嚣张中，当地人谁敢有所活动，彼此交谈，是要遭麻烦的，瘦鹃涉想，未免太天真了。
我们几个人，除禹钟患气喘，杜门不出外，其余都赴四川北路海宁路口开福饭店，肴核杂呈，觥筹交错，吃得比什么都有味，谈得比什么都有劲。瘦鹃生平有四大快事，他认为这次是四快之外的一快。席散，瘦鹃还要去访严独鹤，我们送到他上车，岂料这次一别，也就是人天永隔了。（9）
这段充满感情的文字，我每次重读，都不胜唏嘘。周瘦鹃的大名自不必说，丁悚、陆澹安、徐碧波、吴明霞、沈禹钟和郑先生，还有周瘦鹃午宴后去拜访的严独鹤等位，都在各自的范畴里学识渊博，成就斐然，当时大都已届古稀，本应吟诗作文，安度晚年，谁知文革骤起，均难逃不同程度横遭冲击的厄运。周瘦鹃此次冒险沪上之行，是这批文坛老友的最后一次相聚了。
由于此函无写作年份，郑先生晚年回忆也稍有出入，应略作考订。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正式爆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八月周瘦鹃就被抄家。两年后的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他在住宅花园含冤而逝。因此，周瘦鹃“九月廿二日灯下”所写的这通书札，不是写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二日就是写于次年九月廿二日，两者必居其一。又因郑先生回忆中明确写到周瘦鹃见面时提及参加了范烟桥的吊唁仪式，范烟桥一九六七年三月廿八日受屈去世，那么此信无疑应写于范烟桥去世之后，也即写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廿二日。这次令人感叹的聚会离周瘦鹃弃世还有十一个月。
真该感谢郑先生珍藏了周瘦鹃这通能够是最后写给文坛老友的遗札，让我们后人得以知道当年有过这么一次小小的聚会。在我看来，这次聚会不仅仅是叙旧，更不啻这几位处于“危疑震撼”状态下的老一辈文化人对文革的一次无声的抗议。而今，这次聚会的参加者已先后作古，他们笔耕一生的贡献也都得到了确定，但这个时间、这次聚会却是不应该忘记的，《周瘦鹃年谱》（10）理应补上一笔，将来编订《郑逸梅年谱》也不应遗漏。
关于周瘦鹃，还有包天笑寄自香港的一函可以叙说。此函落款日期“二月廿一日”，无年份。但从信中包天笑向郑先生询问周瘦鹃死因，和包天笑卒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两点，可推知此函当写于周瘦鹃殁后至一九七三年之间，而以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之后的七二年二月廿一日或七三年二月廿一日最有能够。包天笑信中有专门一段谈周瘦鹃：
不仅旧派文学界，郑先生与新文学界也交往甚多。叶圣陶是郑先生小学时同学，虽文学追求之路不同，却一直保持同窗之谊，《友朋书札》收入的四通叶圣陶书札即为一个明证。这四通书札应均作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第一通署“七月二日下午”，信中谓“公撰南社之稿，近想已完成”，查郑先生之《南社丛谈》之“前言”于“建国三十周年国庆”杀青，接洽起来分析，此信很能够写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信中写到他们两位的另一位小学同学、大画家吴湖帆，叶圣陶读郑先生“二篇叙湖帆”，“忽念湖帆不已”，忆及所藏吴湖帆画作“频年迁徒，均已亡失”，后从“市上买来山水一幅”，却又被“其弟子名鉴家徐邦达”定为“伪品”，真是一件既有趣又遗憾的文坛轶事。而最后一通署“六月六日上午”，附有题签“艺林散叶”。郑先生代表作《艺林散叶》初集出版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由此也可推测此函写于一九八二年六月六日的能够性较大。
赵景深致郑先生二函也值得注意。赵景深长期主持北新书局编务，所藏新文学名家书札甚丰，他写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一日的第一通毛笔书札，就谈及郑先生借阅刘半农、王统照书札事。此函又透露他正编集《达夫全集》，烦请郑先生向平襟亚录副其所藏达夫书札，这与赵景深晚年作《郁达夫回忆录》（15）所述是吻合的。而写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的第二通钢笔函则提供了另一件鲜为人知的文坛轶事。赵景深是函邀请郑先生参加在他寓所进行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注释讨论会，据信中所述，与会者还有正在沪的谢国桢和方诗铭、徐扶明、陈汝衡、魏绍昌诸家，可以想见，这是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海上古典小说研究界的一次难得的学术聚会。郑先生应该与会吧原来他还为《鲁迅全集》注释出过这样的力，这是我们以前所根本不知道的。
赵景深此函中提到的陈汝衡，很巧，《友朋书札》也收有一通他致郑先生书札，颇有意思。此信落款“12.16”，信中提到郑先生即将完稿的《南社丛谈》，又提到他自己刚“在京参加文代会”，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一九七九年十月召开，据此可以推断此信写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陈汝衡在此信中充分确定郑先生“致力于古文写作，功力殊深，文字雅洁”，并对“今人擅此者已寥若晨星，青年学子想不能读矣”深表忧虑。而在信末，他再次态度鲜明地指出：在文代会上，“曾晤及不少文艺界人士，但绝大多数人写的白话文和诗，商量国学者绝少。数十年间（五.四之后）变化何剧！”陈汝衡对新文学界的这个批评，尖锐而中肯，三十六年后的明天读之，仍感振聋发聩，值得深长思之。
还有一通现代文学史家唐弢致郑先生书札，也十分有趣。唐弢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三日致郑先生函，专为《留东外史》一书有否嘲讽周作人而向他请教：
兹有一事奉询：郑西谛（振铎）在世时，有一次曾告我平江不肖生著《留东外史》中，有嘲讽周作人之处（指在日本生活），当时未予考查。近读向氏此书，实自辛亥革命后写起，其时周作人已回国（或即回国）；此外《艳史》、《新史》也并无痕迹，颇感惶惑。先生熟于掌故，以此上问，想必有以教我。
由此可进一步证实郑先生“熟于掌故”名声远播，连熟于新文坛掌故的唐弢也特地致函“上问”。不知郑先生是怎么回答的周作人确实于一九一一年秋结束留日回国，他在故乡绍兴与鲁迅一起迎来辛亥革命爆发，（16）郑振铎所说很能够是误记或误传吧
（8）郑逸梅：《集藏·书札》，《人物和集藏》，第二八四至二八五页。
（9）郑逸梅：《最后的一次聚会》，《逸梅随笔》，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初版，第二二九至二三〇页。
（10）参见范伯群、周全：《年谱》，《周瘦鹃文集》第四卷，上海：文汇出版社，二〇一一年一月初版。
（11）参见《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海：《文学》，一九三六年十月第七卷第九号。
（12）周瘦鹃：《一生低首紫罗兰》，《花木丛中》，南京：金陵书画社，一九八一年四月初版，第一二四页。
鲁迅手稿，因其文章风骨及人格魅力，蕴含了不可估量的价值，多年来为藏家所重，现均为国家一级文物。颠末几十年的征集，现分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等单位，散落民间的如凤毛麟角。比年来，各拍卖会拍卖鲁迅手稿时有出现，但假多真少。此次匡时拍卖的这一件鲁迅的行书作品，虽有专家论证，但笔者认为疑点颇多，特撰此文，以博方家有更严谨的解释。
一陈子善先生的考据
陈子善先生在《鲁迅先生书赠清水安三字幅考略》中详细考据了清水安三与鲁迅的友谊以及清水安三对鲁迅的崇敬：1923年至1924年他在现存的鲁迅日记上出现了三次，清水安三（1891-1988）是“继青木正儿之后，日本学者第二次向本国介绍鲁迅其人其文，仅凭这一点，清水安三就功不可没。直到晚年，清水安三还接连写了《值得爱戴的大家：鲁迅》（1967年）、《回忆鲁迅》（1968年）、《怀念鲁迅》（1976年）等文，以及在1979年会见唐弢时追忆鲁迅……”。陈先生从周氏兄弟日记以及排除鲁迅遗失的1922年日记，推述鲁迅与清水安三的交往次数是对的，从而证明的是他们的关联并不很密切。
此处的疑点是：清水安三如此地珍藏这件书法作品，应该是他和鲁迅交往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清水安三多次写文章回忆鲁迅，并在1979年会见唐弢时追忆鲁迅，那么他为在文章中或追忆时却没有提到过鲁迅赠他书法的事情呢?陈子善先生还提到中国学者李明非、闻黎明写关于清水安三的文章中提到过鲁迅“多次”送给他书法作品，而且他一直珍藏鲁迅书法的事，但依据不明。
再一个疑点是：清水安三77岁时的题词“此书是周树人先生真笔也”。此处刻意说明是真的，难道还有伪的存在吗此外，清水安三的手迹并无参照系，也不能作为证明是真的证据。
陈先生的文章还提到1996年日本学者饭田吉郎的在日本发表的《由鲁迅的一张明信片想到“放下屠刀登时成佛”》一文。同年中国学者李思乐在《鲁迅研究月刊》第11期著文《鲁迅寄给清水安三的一张明信片》，并发表了译文与评说。
二饭田吉郎的发现
饭田吉郎（1922-）是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他在搜集、整理资猜中“无意中”得到了鲁迅寄给清水安三的一张明信片。并说：“这张明信片的寄出人署名是鲁迅，收信人是‘上海徐家汇清水安三先生’。是用漂亮的毛笔字写的，无日期，邮戳也模糊不清。因此，不能判定寄出的日期。因这张明信片在《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中都未收录，以致鲁迅究竟什么时候写了这张明信片，则无从知晓。”“鲁迅在这张明信片上写了以下四句话十六个字，因在明信片的正面有鲁迅写的‘应需回信’字样，看来很能够是受清水的请求而写的复信：
放下屠刀，登时成佛。
放下佛教，登时杀人。”
陈子善与黄乔生先生都指出了饭田文章中的疑点：一是因为饭田没有提供照片，所以由于翻译的关联，无法判断这是否是一张明信片。二是得到明信片的时间不明。三是饭田把“放下佛经”错抄成“放下佛教”。饭田没有说假话的动机，而且对明信片、邮戳等描述说明明信片存在的能够性。疑点重重的文章既然没有照片或他人的证明，也只能说是孤证。而此次的拍品“挂轴”则是连孤证都不存在的物品。
三黄乔生先生的观点
黄乔生先生在《清水安三藏鲁迅手书佛偈》一文中，对清水安三与周氏兄弟的关联也有详细的介绍。但他说：“1931年是两人一生第二个密切交往期，5月6日，清水和增田涉一起拜访了鲁迅，几天后，鲁迅和增田涉回访清水于花园庄，共进晚餐。当年的鲁迅日记中不断有‘清水君来并赠水果一筐’、‘邀清水、增田二君饭’、‘邀清水、增田、蕴如及广平往奥迪安大戏院观联华歌舞团歌舞’、得清水君所寄复制浮世绘五枚’、‘得清水君所赠刈田岳碛河底石所刻小地藏一枚’等记载。1931年11月清水回日本，鲁迅设宴送行。清水再来上海与鲁迅交往，是1935年11月6日，‘清水三郎君见访并赠时钟一具。’此后的交往就很少了。”“假如这幅手迹是真迹的话，我推测能够写于1931年前后。”这一段确定是黄先生搞错了。因为此“清水”非清水安三，而是另一位日本友人，地质学家清水三郎。清水安三是1923年至1924年与鲁迅相识，而在30年代的上海与鲁迅的接触并没有记载。所以这幅手迹写于1931年前后绝无能够。由此可证，清水安三与鲁迅并不“交往密切”。
对饭田吉郎的文章黄先生是这样说的：“假如不是笔误或印刷错误，很可以说明饭田与清水安三并不熟悉，对其明信片的知识能够得之于他人转述。”能够乔生对饭田的文章没有细读，因为饭田的文章明明写着“这张明信片的寄出人署名是鲁迅，收信人是‘上海徐家汇清水安三先生’。是用漂亮的毛笔字写的，无日期，邮戳也模糊不清。”只有亲眼所见才会这样说吧?所以推知“能够得之于他人转述”是不成立的。
黄先生又说：“笔者也看到挂轴与饭田介绍的明信片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差异：‘明信片’上第三句是‘放下佛教’，而挂轴上写作‘放下佛经’。”他认为“饭田或向他介绍明信片的人并没有见过挂轴上这幅手迹。如果他们见到了挂轴，文章就不会不介绍木盒盖内清水安三的题识。”换言之，饭田并没有见过这幅挂轴上的手迹及木盒盖内清水安三的题识。这一点黄先生的判断是对的，因为明信片与挂轴根本就是两回事。
黄先生显然认定所看到的这幅手迹连同盒内清水安三的题识都是真的，在这种先决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是“明信片”有能够就是这个挂轴的误传，而“放下佛经”的挂轴才是鲁迅手识，而且它正实实在在地摆在人们面前。后面黄先生又说：“不妨做这样的推测，鲁迅曾寄给清水安三写有四句佛偈的明信片，清水安三收到后，注上‘应需回信’。回信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提出另写一幅字体较大者的请求。鲁迅满足了清水安三的要求，在行文中把‘佛教’写成‘佛经’。”陈子善先生也进行了推测：也许是饭田吉郎因年事已高记忆有误。虽然二位先生富于想象力的“推测”都具有能够性，但笔者认为，研判一件事情的真实性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会给人们带来导向性误判。所以，文物的真实性才是专家们讨论的问题所在。
六关于书法的疑问
鲁迅书法特点，简约、冲淡、厚朴、古雅，他的诗稿用以赠人的无不精巧绝伦。书法带隶意，章法也非常讲究。笔者认为此件拍品有形似而无神似，字与字间气韵不畅，笔法较犹豫纷乱，章法亦不太讲究，既无上款，也无落款日期。纵观鲁迅所遗诗稿条幅，似并无此情况。一共十六个字，按7、1、7、1个字排成4列，似太随意，这也不合鲁迅本人的修养。如上述黄先生推测的，清水安三给鲁迅回信后，鲁迅又重写一幅寄赠他，就更不合乎情理。为友人重写成书法作品应更为认真讲究才是。对这一点，笔者也是存疑的。
关于书法习惯，笔者从鲁迅手稿中拍照，撷出相同字列表于下面。文中除“鲁迅”签名外共十一个单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经、杀、人”。供读者参照比较，以辨真伪。
从对比的情况看，鲁迅的书写习惯与拍品有很大不同。如“下”字右点鲁迅基本是回锋点，而拍品则是挑点或顿点；“刀”字下钩鲁迅多以横出锋完成，而拍品则是逆锋完成；“佛”字的单人旁，鲁迅一般作短点加一竖，这在鲁迅书写习惯中是标志性的，而拍品则是长撇加一竖，而右边的“弗”写法也不对；“地”字“土”旁的下面一横起笔与拍品判然不同，“人”字用笔鲁迅多写作捺点，而拍品则是上挑。
其次，按照《鲁迅日记》的记载，清水与鲁迅的接触次要出现在1923-24年，因而《鲁迅全集》编者把这个偈语时间定为1923年。但是，饭田的文章却说“当时中国正处于‘五卅’惨案和蒋介石反共‘苦迭打’的黑暗社会之中”，那么，这就不能够是1923-24年的事了。但是，1927年后，清水在鲁迅日记上却并没有明确记载。现存鲁迅日记，在1927年后仍有“清水”的记载，但据注释，却是另一个清水：清水三郎，是一个地质学家，1931年时在上海日本人办的“自然科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经增田涉介绍认识鲁迅。在1931年5月到1935年11月间，鲁迅日记有关于他的记载达23次，远远多于清水安三。看来，说清水安三在1927-31年间与鲁迅有第二个交往高峰，确定是有问题的。不过，据我所知，《鲁迅全集》的人物注释，是以早年“鲁迅著作编刊社”的杨丽萍女士等人的调查为基础的，但并未颠末两个清水本人的证实。所以，也不敢绝对说，那么多次记载“清水”，一次也不是清水安三。清水安三自己说，他也曾在上海见过鲁迅。但问题是，为什么鲁迅对此没有丝毫记载呢
其三，饭田吉郎说，明信片写的收信人是“上海市徐家汇清水安三先生”，这也是非常奇怪的。徐家汇是个地名，不是具体地址，甚至不是路名，就凭这个地址，是否能找到清水安三呢他又不是什么大名人，何况他既然不是定居上海，就只是且则居住而已，而这写法好像只要到了徐家汇便人人知道他住在哪里一样。还有一层，如果确是1927年以后，鲁迅住在上海，写到本市的信，并不用再写上一个“上海市”，尤其是不用、也不会多写一个“市”字，要不就写“本市”。甚至即使是从外地寄到上海的信，一般人都很少写这个“市”字，因为只写“上海”照样会寄到上海“市”。我们看鲁迅收信的很多信封上就是没有“市”字的。所以，身在上海的鲁迅给同样在上海的清水写信，而要在封面上写“上海市徐家汇清水安三”，即使属实，也实在是非常奇怪的。
其五，饭田说他见到的明信片写于“五卅”和“蒋介石”时期，则必然是1927年以后，但是，鲁迅有必要在写了一个明信片后，再依样画葫芦自己重新写一个同样内容的条幅吗迄今所见清水记述与鲁迅的关联，从未提及有这个条幅，如果清水在收到明信片后又请鲁迅重写条幅，这样曲折的过程，他会在多次回忆中一点也不提吗
其六，再看这个条幅的文字。初看之下，似乎有鲁迅之风，虽然显得松散潦草，还有涂改，但总体上看看似乎还是鲁迅的字。虽然肖振鸣先生指出这书法有很多可疑之处，但当然，我们可以认为鲁迅当时状态不佳，手下力亏，所以下笔散乱，不似当时他的一般毛笔字。但问题是，前面全都松散，到落款“鲁迅”二字却又显得精力起来，这就不合理了。
对这封信，我是不看好的。为什么呢且听我从头道来。
这封书信，看手迹似乎很神似鲁迅手迹，特别是有位“画事君”从手迹的书法分析，举了不少例子证明其为鲁迅真迹。初听也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考据手迹，光从书法分析，够吗时至今日，书法分析早已不能作为鲁迅手迹的证据！原因也很简单：有一些人在那刻意模仿。至于为什么要模仿：原因同样简单：如今鲁迅手迹造假，已经不是“一本万利”，而是“一本百万利”的营生了。其实，摹仿鲁迅的字，要形似并不难，只要摹仿功夫到家，略得几分神韵，就可以蒙骗不深知鲁迅的老实人。
考据书信的真假，第一看人物关联，看称呼是否合理，包括抬头落款；第二看史实与背景；三看文字包括语气、所谈事项、观点等；四看书法笔致；五看纸张笔墨，以及邮票等；最后看流传颠末。
按此，第一件：称呼就不对。“郦荔丞”原名郦永康（1882-1942），字荔臣，并无“荔丞”之称。鲁迅在日记里共五次提到他。第一次1923年12月6日：“后得三弟信，三日发，附郦荔臣笺。”第二次1924年5月14日：“得三弟所寄荔丞画一帧。下午寄三弟信。”第三次1930年6月12日：“得荔臣画二幅，以其一赠内山。”第四次1931年7月10日：“后得荔臣所寄赠自作花鸟一帧。”第五次同月24日：“寄荔臣信。”实际上，鲁迅提及他只有一次是“荔丞”，只是取其谐音而已，而这封信却不称“荔臣”而称“荔丞”。在日记里借用谐音字当然无妨，只要自己知道就行，而在通信中把对方名字写错，就很不礼貌了。其次，还加上什么“老棣足下”，后面又有“吾棣”，这都是不合鲁迅习惯的。虽然在鲁迅与许广平信中有“嫩棣棣”和打了引号的“愚兄”之称，但那“嫩棣棣”却是许广平戏称鲁迅，而“愚兄”却是鲁迅戏称许广平，纯是亲密的逗趣，岂能拿来作证据呢其三，郦荔臣只比鲁迅小三个多月（1882年1月4日出生），这种情况，鲁迅一般是称“兄”，怎么能称“老棣”例如对同乡好友许寿裳（生于1883年），则早期称“君”，后期称“兄”。连生于1887年、与鲁迅经常玩文字游戏的钱玄同，鲁迅都是称其为“兄”。后来对更年轻的人，鲁迅也都称“兄”，从无“老棣足下”这类油滑强调、老气横秋的称呼。落款就更是离谱。首先，鲁迅写信，从不自署比对方大的身份。对母亲署“男”，对蔡元培等前辈，则自署“后学”。对熟悉的人，一般都只署名而不写身份，除非自署“弟”。对郦荔臣，根本不必、也不会特地写上一个“愚小兄”这种鲁迅从不用的别扭自称。而署“愚小兄周树人”更不合理：鲁迅既然与他是总角之交，既然用这种油腔滑调的语气写信，说明两人熟稔之极，可为什么署名却突然庄重起来，居然署个正式的学名呢谁都知道，故乡的人，都称鲁迅为“豫才”，对于郦荔臣来说，这个表兄就叫“豫才”。鲁迅如果说一定要自称“小兄”，那么应该是“豫才”。即使称“树人”，也不能够自称“周树人”。“周树人”这样正式、严肃的全称署名，只在正式场合、陌生场合使用。鲁迅在书信中使用“周树人”落款的绝少，目前所见，除了对同乡前辈蔡元培、张琴孙，就只有1932年8月17日致杜海生（1876—1955）信用过。但那显然也是因为比较正式，对方年纪又比自己大好几岁的缘故。看鲁迅1931年前后的书信落款，对较熟悉的人，基本上是三个自称：“迅”、“树”和“豫”。对郦荔臣这样身份的人，鲁迅不能够那样生分地写上全名。一方面随意戏谑，一方面毕恭毕敬，这样矛盾、错乱、无礼的写法，不被郦荔臣耻笑才怪！总之，这封信的抬头和落款，不伦不类，显然不符合鲁迅与郦荔臣的关联。
其次，看史实和相关背景是否吻合。按此信日期署“七月廿四日”，查《鲁迅日记》确有“寄荔臣信”的记载。但是，信中说“日前乔峰持来所惠妙绘一帧”，“乔峰”即周建人，这个很多人都知道，不是秘密，不足为证。那么这“日前”是指哪天呢《鲁迅日记》7月21日有“夜同广平访三弟”，假定是这天得到，但却不是“持来”，而是“取来”或“转来”，所以是对不上号的。在此之前，是7月10日，有“午后得荔臣所寄赠自作花鸟一帧”，看来“日前”即指这个记载了。但却同样看不出是周建人“持来”。周建人确曾“持来”过人家赠送给鲁迅的东西，一般鲁迅都会注明。例如1931年6月9日：“朱稷臣赠鱼干一篓，笋干及干菜一篓，由三弟转交。”所以，这封信里的“乔峰持来”是无法落实的。后面又说“睽离故乡且三十载”，就出问题了：鲁迅离开故乡，不是三十载。诚如“画事君”说，“且三十载”就是“将近30年”，如果从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到写信时倒是正好30个年头。但是，其实鲁迅是1898年就离开故乡了，应该是34个年头了！鲁迅对于自己离开家乡“走异路，逃异地”是看得很重的，应该从1898年算起才对。下面又说“与情亲不相谋面者亦已久矣”，更不对了：首先是“情亲”的用法出问题。“情亲”本指至亲，那么，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夫妇，还有他们的孩子们，不都是“情亲”吗前二者朝夕相处，后数者过从甚密，每周见面至少一次，怎么谈得上“不相谋面者亦已久矣”呢鲁迅有诗：“忽忆情亲焦土下，佯看罗袜掩啼痕”，他会不懂“情亲”的内涵吗即使再扩展一点，把“亲戚”也算进来，不也时常交往吗不说鲁迅在北京时期亲戚交往之频繁，就说上海时期，1928年10月8日日记：“下午和森及其长男来，晚同至中有天晚餐，并邀三弟”；1928年12月4日“和森来，交以火腿一只，铝壶一把，托寄母亲”，这是鲁迅姨表兄父子，阮和森（1880-1959）也是郦荔臣的表兄，其子阮善先生于1919年。这来访离开这封信的时间不过两年半而已。还有其他亲属也时常相见。1929年鲁迅北上探亲时，还曾见过郦荔臣的妹夫车耕南等，何况还有许广平的广东亲戚冯姑母等也时常交往，连“扩展版”的“情亲”都经常见面，何来“不相谋面者亦已久矣”
后面又有“如见儿时相见于皇甫庄时之梦也”，也是不合情之处。迄今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证明郦荔臣曾经与鲁迅在皇甫庄见面。除了祖父考场案发时，鲁迅曾在皇甫庄暂住过不到一年，再就是儿时偶然去扫外祖父墓、看戏和吊丧（1896年大舅父鲁怡堂及其子佩绅相继在皇甫庄去世）。假定在那时候两人见过面，也是极偶然的，不是他们见面的代表性地点，不需要特地提出来说。鲁迅家住城南东昌坊口，郦荔臣家住城东广宁桥，两地相距不过3里地，鲁迅不提他们经常在城内见面（应该会有，但也无明确记载），倒要特别提到在偶然去的30里外的皇甫庄见面，极其不合情理。还有一个情况，也是需要指出的：郦荔臣家原住广宁桥，而据周作人日记，1915年1月郦家把广宁桥旧宅卖了，全家搬迁到了宝幢巷，离鲁迅家更近。而这信封上却写“八士桥”（本该是“八字桥”，鲁迅经按民间讹称写作“八士桥”，也是很可怪的），可是郦家好像并不在八字桥住。
再看语义，就更加不合情理。“老棣”（老弟）是十分随便、很不谦恭的称呼，很不礼貌，可是接着却来一个“足下”，却又是十分谦恭的语气，这两个词搭配，是很不妥帖的。如果说鲁迅是因为太熟了，故意开玩笑，可是，信中不是明明说已经很久不见面了吗何况对他的绘画又评价得那么高超，这种口气，是对一个自己那么尊重的人应该用的吗
“发视怅然”，好像鲁迅很惊艳似的。如果这是真实的，那应该是初次见到他的作品。但其实，早在1924年5月14日，鲁迅就收到过郦荔臣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的一幅画，当天鲁迅就给周建人回了信，要惊艳，那时生怕已经表达过了。而且就在上一年（1930年6月12日），鲁迅还刚刚收到过郦荔臣的两幅画，就算评价再高，也不至于等到那么多年后，第三次收到他的画才表现出这么惊奇。何况，鲁迅似乎对他的画评价并不很高。他收到郦荔臣的两幅画，当即将其中一幅赠送给内山完造。1932年又送了一幅给增田涉，在给增田的信中，鲁迅这样说：“对于我的表兄弟的画，不必还什么礼。他在乡下过着清闲日子，让他画几张画，并不费事。而且他生怕已感到满足，也许在藏于他心里的自传中，已经写下‘我的画已传到东瀛’了。”（鲁迅1932年1月16日致增田涉信，《鲁迅全集》第14卷第196页。）玩其语义，好像鲁迅并不认为他的画有多“妙”。
很多语句都是毛病：“妙绘”是生造词，也正是鲁迅所反对的。“中表兄弟隔以云天，而俱已鬓垂斑白”，“隔以云天”与“鬓垂斑白”中间缺乏逻辑接洽，绝非鲁迅那样粗通古文的人笔下所能有。“覩高情于毫素，粲春华于萧斋”，“画事君”这样解说：“‘覩高情于毫素’，就是说自己怀有高远的情怀，只能眼看在纸笔之间表达，‘粲春华于萧斋’，将大好年华，在一间萧索的小屋中消耗。”变成孤芳自赏了，完全离谱。只看字面意思，前者应该是说“从作品中看到高尚的情谊”，称颂对方，过于肉麻。这画并非抒情作品，并不能看出什么“高情”；后者则莫名其妙，“萧斋”本是对自己书斋的谦称（不是什么“萧索的小屋”），这句硬要解说则是“在自己的书房里笑对春光”，则更莫名其妙，也与鲁迅与郦荔臣的关联不合榫。后一句更离谱：“如见儿时相见于皇甫庄时之梦也”，一句话里竟然出现两个“时”，也是低级错误；“如见……梦”也是病句。后面“恣为荒怪”，又是生造；“适是投沪上浅躁之心”，“适”后面再来个“是”，这是有旧学休养的人会犯的毛病吗“浅躁之心”又是生造，“投……浅躁之心”又是语法不通；“萎花枯叶，奉为珍异”则是无的放矢，而“健实之作”还是生造。短短两页纸、190个字的信，可说满纸饾饤！以鲁迅这样的大文豪，写出这样的文字，真要打手心了。
这里鲁迅居然又来充当国画评论家，大谈绘画技巧了：“笔法清正，自是花鸟正脉”，什么是“花鸟正脉”只有“笔法清正”才是花鸟画的“正脉”吗这又从何说起！鲁迅会说赵之谦（撝叔）、吴昌硕（仓石）是花鸟末流吗鲁迅买了好几种赵之谦、吴昌硕的书画印刷品，还明确说吴昌硕是中国现在的一个艺术家，证明鲁迅是喜欢他们的作品，确定他们的艺术成就的，说他们是末流，未免太过分一点。何况此二人影响最大的是书法、篆刻，并非以花鸟为主，即使“末流”是说他们的弟子，从不画花鸟的鲁迅又怎么会大谈花鸟技法而举此为例，且将他们贬得一无是处呢
再拿这封信跟鲁迅1931年的其它书信放到一起，还是不对：一是，鲁迅写信极少用近似“黄伞格”，即提到对方名讳时，换行顶格起的格式。基本上只有给母亲、给蔡元培等尊长的信上用。一般对比较陌生和尊敬的人，偶然只是升半格，最多的是跳格，即在提到对方名讳时空一格以示尊重。对郦荔臣这样的身份，是不能够用这种格式写信的。
至于“画事君”最重要的依据：书法本身，也是完全不足以证明的。最次要的问题是两个：一是笔意断裂。最突出的证据就是：这封信的每个字都是单独的，相互之间缺乏气韵的贯通。鲁迅的字虽然不用连笔，但是气韵却是连贯的。间距多数比较紧凑，虽然偶然也有比较宽松的，但是，行间距可以松，字间距却不会松。如果对对方很尊重，就从头开始宽松，第一行就不会离纸边那么近！可是这封信却是头上很逼仄，而中间字间距很宽松，好像打了格子来写的，就不但松而且散了。至于字体的结体、运笔，不但可以模仿，而实际上这封信也还多有不合鲁迅书法特点之处。比如“郦”字，右耳旁写法，“荔”字的三个“力”字互不相干，信封上“周”字右脚的勾，都不是鲁迅习惯。当然，讨论这个，人们可以各执一词，若要模仿，也可以更加神似，所以，书法已经不足以成为鉴定鲁迅手迹的次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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