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公元581年，杨坚篡北周建立隋朝，589年灭陈，从此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势，实现了全国统一。隋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由于篡位的隋炀帝的奢侈无度，倒行逆施，致使隋建国不过三十年时间，便被李渊灭亡。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在隋统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唐帝国，强大昌盛，欣欣向荣，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高涨。为了扩展统治基础，唐朝实行科举取士，给唐代文化发展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变化。首先，从六朝门阀势力下解放出来的一批庶族寒士登上了汗青舞台，成为政治生活中最活跃的新生力气。他们带着一往无前的蓬勃朝气，怀抱经国济民的宏伟志向，歌唱社会人生，歌唱时代幻想，使文学风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次，“以诗赋取士”，有力地刺激了地主阶级的文化教育，使整个社会的文化得到提高；第三，科举制度造成的漫游之风，坦荡了文人的视野，文人大量集中于京城，以文会友，切磋琢磨，也有利于文学修养和文学技巧的提高。
唐代儒、释、道三教并重与合流，使文人的思想大为活跃，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和审美情趣。此外，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和融会，对外来文化精髓的广泛吸收，各种艺术门类的互相渗透，促进了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建筑、雕塑等艺术门类的发展。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大大提高了唐代文人的文学修养。唐代文人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不仅造成了文学彬彬之盛的局势，而且使三百年间不同时期的文学面貌各异、丰富多彩。
尤其是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到唐代，更犹如百川归海，形成前所未有的壮阔波澜。作诗不再是少数贵族的专利，而成为上自帝王后妃、下至村夫牧童各阶层人士无所不预的事业；诗歌的题材也从狭小的宫廷、台阁解放出来，走向江山、塞漠和市井，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物，无不可以入诗，人们的喜怒哀乐种种情感，无不可以化为新鲜活泼的诗歌语言；名家辈出，佳作如林，各种风格门户百花齐放，争奇斗胜。不论是内容的开拓还是艺术的创造，唐诗都以辉煌的成就超过汗青上任何一个时代。
唐代不仅诗歌达到我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高峰，古文运动也带来了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又一散文创作高潮。唐代还产生了诗歌与音乐结合的新的诗体——词，出现了脱胎于六朝志怪的真正成型的白话小说，成为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中的里程碑。仅见于唐代的变文，是我国说唱文学的源头。
隋代在诗体演进方面也可见端倪，已有七言歌行、七绝和接近七律的诗出现。如无名氏《送别诗》：“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已是成型的七言绝句。
第二节上官仪与沈佺期、宋之问
初唐，从高宗武德时期到睿宗景云年间，约一百年，是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过渡阶段，也是唐诗兴盛的准备阶段。唐太宗鉴于南朝历代统治者败亡的教训，从巩固基业的需要出发，重视思想文化的统治作用，提倡中和雅正的文学主张。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奉命而作的应制诗和君臣之间的唱和之作，内容次要是歌功颂德，表现宫廷生活和写景咏物。虽文辞典雅、内容空洞，毕竟摆脱了齐梁诗歌轻靡浮艳的弊病，并且逐渐显示出坦荡壮大的气势、生龙活虎般的节奏和庄严的宇宙意识，在诗风转变中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初唐时期，先后出现了一些宫廷诗人，前有上官仪，后有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以及并称“沈宋”的沈佺期、宋之问。
上官仪（608—664），字游韶，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为太宗、高宗时显贵之臣。其诗多奉和、应制、咏物之作，内容空泛，华丽精工，却名重一时。《旧唐书》本传载：“（仪）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之上官体。”上官仪将六朝以来诗歌中的对仗方法加以程式化，总结出“六对”（字词对）、“八对”（句对）之说，对律诗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文章四友”次要活动于武后时期，位显名高，他们在诗的合律方面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其中又以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最有诗才。如《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把江南早春清新秀美的景色及由此引起的浓厚的思乡之情，写得极为真切。被明代的胡应麟誉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诗薮》）。
宋之问、沈佺期并称“沈、宋”，次要活动在武后和中宗两朝。他们在总结前人和当代人应用声律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成了“回忌声病，约句准篇”（《新唐书·宋之问传》）的工作，为律诗在平仄粘对、句数用韵方面的定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以他们工致细密、格律精严的创作，使这些规范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沈、宋前期多点缀升平的应制诗，后期贬谪远荒之地，生活阅历给创作带来了变化，写作了一些抒发真情实感的好诗。如宋之问的《度大庾岭》、《渡汉江》等。
杨炯在“四杰”中作品数量最少，成就也相对较低。但他的一些诗作表现了建功立业的巴望，值得一读。如《从军行》抒发了投笔从戎、激昂大方报国的壮烈情怀和雄心壮志。对偶工整，音韵铿锵，风格刚健雄浑，既是一首以乐府旧题写现实生活的古体诗，也可看作是一首臻于成熟的五言律诗。
卢照邻一生只做过一些小官,后染风疾，终因不堪病痛，自投颖水而卒。他的诗歌题材比较广泛，反映都市社会的诗歌尤引人注目。代表作《长安古意》描写帝王公侯、将相以及豪门子弟、任侠少年、倡家乐伎等各类人物的生活，展现了长安繁华兴盛的社会风貌，描写并批判了豪贵们的骄奢淫逸。此诗以赋为诗，破奇为偶，极尽铺张排比之能事，吸收了齐梁以来的歌行的特点，但思想情调却迥然不同。它的出现标志着六朝宫体诗的告终，在七古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骆宾王也有与卢照邻《长安古意》内容相近的《帝京篇》，被当时誉为“绝唱”。其《在狱咏蝉》借蝉自况，将蝉的艰窘与自己的身世遭遇融而为一，寄托遥深。使得此前作为文人墨客使才逞博工具的咏物诗注入了新的活力，带上了诗人鲜明的个性。
第四节张若虚、刘希夷
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他的《春江花月夜》是著名的七言歌行，被闻一多赞美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他本人也因此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诗采用的是乐府旧题，诗中表现的也是游子思妇的传统主题，但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将相思离愁置于春江花月之夜浩瀚幽远、静谧瑰丽的地步之中，充满了诗意的美。同时表现了对年华、青春的珍惜，以及对宇宙人生的探索，对生命的热爱。全篇熔诗情、画意、哲理于一炉。韵律和谐婉转，富有音乐美。
刘希夷的诗，颇多赏春、惜春之作，代表作是《代悲白头翁》。诗以落花起兴，借对自然周而复始而青春年华转瞬即逝的感悟，以及红颜少年和白头老翁的鲜明对比，表达了对人生短促、青春易逝的悼惜。在伤感之中，又透露出对大自然永恒生命力的向往。全诗兴象鲜明而韵味无穷。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包含了广泛深刻的人生哲理，千古传诵。
张若虚、刘希夷的诗中如梦如幻般澄澈优美的地步，略带凄凉感伤而毫不消沉颓废的音调，对青春年华和生命宇宙的理性思考，展示出清新健康的审美风貌，标志着诗歌发展距离盛唐高峰已经不远。自此以后，这些富有青春旋律的诗篇就如潮水般涌来，成为唐诗的鲜明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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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盛唐诗歌
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到“安史之乱”爆发，是唐朝的“盛世”，也是诗歌史上的盛唐。欣欣向荣的时代造就了一代人胸襟坦荡、抱负远大、乐观自信的精力风貌，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充满风云际会的幻想，以比他们所追慕的建安文人更为高涨的热情、更为豪迈的气质、更为坚定的信念，去观照社会、体验人生。不论个人遭际如何，无论感情欢愉或悲伤，都开畅健康、豁达从容，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和无限的希望，形成盛唐诗歌所特有的幻想主义、英雄性格和浪漫色彩，从而创造出千百年来古典诗歌中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尤其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标志着盛唐诗歌的杰出成就。盛唐在诗体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乐府、七言歌行、七绝的创作都达到很高的地步，杜甫更是众体兼长，律诗尤其具有很高的造诣。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善于发掘与自己主观情感相契合的客观景物，抓住其特征，以画家所特有的艺术匠心将它们再现出来，形成一种意境，从而托物以寓情，立象以尽意，使诗情与画意达到高度的统一。二是善于用清新的笔调、匀润的色彩细致入微地描绘山水田园中清灵、优美的地步，表现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闲情逸致。三是以禅入诗，即以独特的禅宗的审美眼光观照自然，从而特别善于发现和捕捉大自然中极细微的声响和动态，生动表现自然界的变化和内在的律动，进入常人不能达到的一种特殊的审美地步，创造出独特的优美静谧的意境。
王维的叙事、抒情诗也有不少佳作。如《观猎》写观赏将军射猎，叙述极为精练，布局也十分严谨，衬托出将军威武豪迈、气度非凡的形象；又如《送元二使安西》将送友西行时的惜别之情写得既深挚又豪放，为人传诵不衰。《相思》、《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也是到处颂扬的抒情名篇。
王维在诗体的使用方面也取得很高的成就，概而言之，五律沉雄激昂大方，意气飞动；五绝写景自然超妙传神；七绝语浅情深，音节优美。
以山水田园诗著称的还有储光羲、常建、祖咏等诗人。
储光羲（706—762），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人。与孟浩然、王维、綦毋潜等有交往，以田园诗著称。诗风古雅质朴。代表作有《田家杂兴》等。
他的送别诗《别董大》声情激昂大方，气势豪壮，既是对友人的安慰体贴，更包含着对友人的理解、信任与期待。从中显示出盛唐文人对前途的乐观自信和友谊的极大精力力气。
岑参一生中曾两次出塞，在西北边地长达六年，并在安西、北庭、关西节度幕中任过职，有丰富的边塞生活的阅历。充满异域情调的风土人情，尤其是西北边地雄奇壮丽的自然风光，深深吸引了这位生性“好奇”的诗人，成为他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因此他的边塞诗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独特。代表作有《走马川行奉送班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班师西征》等，这些诗想象奇特鲜明，语言雄奇瑰丽，艺术上善用比喻、夸大，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其中，《白雪歌》尤为出色。岑参还描写了边塞的各种习俗和各族人民的友好交往，这不仅是对边塞题材的大力开拓，也是对唐诗范畴的极大开拓。其怀土思亲的七绝《逢入京使》自然真切，语浅情深，也是广为传诵的佳作。
岑参诗题材新奇，色彩瑰丽，想象奇特而又夸大合理，在将夸大与具体、奇妙与真实结合得如此和谐方面，唐代很少有人与他相比。殷璠评其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卷上）这种奇丽，不仅是对客观事物本身特质的再现，更是诗人艺术心灵的再现。
总的说来，高适、岑参同以边塞诗擅名，同长于七言歌行，诗风同样豪放。但也有不同，高诗悲壮，岑诗奇丽；高诗多现实描绘，岑诗多浪漫色彩。陈绎曾说：“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唐音癸签》卷五引）准确概括了二者的不同。
王昌龄是盛唐时期享有盛誉的一位诗人。他和当时的著名诗人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李白等几乎都有交游。他无论写什么题材，表达什么感情，总有一种刚健之美。他是专攻七绝的高手，留存下来的七十馀首绝句，几乎首首皆佳。故有“七绝圣手”、“诗家夫子”之称。其诗次要写边塞军旅、宫怨闺情和送别题材。
王昌龄的七绝善于捕捉最有包孕的片刻，表现人物刹那间对外界事物的感触。并精心处理绝句中的每一句。如起句骤响易彻，单刀直入，直言不讳；次句顺承；第三句另辟新境，翻出新意；结句含蓄蕴藉，不令语尽思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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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李白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是这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他那追求幻想的坚定执著、英雄失志的愤激不平、蔑视权贵的傲岸精力、爱好自由的叛逆个性，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宏放气魄和雄伟力气。他的诗所表现出的春风得意的蓬勃朝气，热情奔放的青春旋律，以及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气势浩瀚、变幻莫测，又兴象玲珑、自然天成的意境，充满了美不胜收的无穷魅力，成为后人追摹难及的典范。
第一节李白的生平和思想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属甘肃）。先世罪迁中亚碎叶，后随父迁居四川绵州隆昌县（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因号青莲居士。李白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蜀中时期（705—724）
这是李白读书习剑、学道和漫游的时期。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其二），“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受到多方面的教育。曾游历青城、峨眉山等地，也曾隐居岷山。
二、以安陆为中心的漫游和一入长安时期（725——742）
开元十三年（725），为了实现“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李白离开四川，漫游洞庭、江浙一带。后娶故相许圉师的孙女，定居湖北安陆。开元十八年（730）前后，初入长安，隐居终南山。李白不愿意走应试入仕之路，而是希望通过扩展自己的声名以一鸣惊人。这一时期，他四处漫游，广泛交友著名文人和道士，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颠末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名动京师，上达天子。
三、长安供奉翰林时期（742——744）
天宝元年（742）李白被玄宗征召入京，虽优宠有加，供奉翰林，但不过是被当作宫廷侍臣，根本无权过问朝廷政事，抱负无由施用。加上亲眼看到统治集团的黑暗腐朽，愤懑不平，于是纵酒狂歌，桀骜不驯．后受谗毁，请求放还，于天宝三载（744）离开长安。这是李白生活和创作的重要转折时期。
四、以东鲁、梁园为中心的漫游时期（744——755）
李白离开长安以后．漫游汴梁、齐鲁、江浙、燕赵。在洛阳与杜甫相识，后与杜甫、高适畅游梁宋一带。又到齐鲁，金陵，还到过幽蓟等地。这一时期的创作集中抒发了因幻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忧虑时局所产生的强烈的悲愤孤傲之情。
五、安史之乱时期（755一762）
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交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于庐山。至德元年（756）应聘参加永王璘幕府。永王兵败被杀，李白含冤下狱，后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放还。宝应元年（762）到安徽当涂投靠族叔李阳冰。上元二年（761）秋，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途中因病折回，次年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
三、赞美自然山川。代表作有《蜀道难》、《望天门山》、《望庐山瀑布》等。李白的浪漫主义精力在山水诗中表现最突出。他笔下的山水往往呈现出两种地步，一是壮美，借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表现他巴望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热切心情和壮伟不凡的胸襟；二是优美，以安谧纯静而又充满生机的自然地步，抚慰他在现实中屡遭碰壁的悲愤和不平的心灵。
第三节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李白的诗歌具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诗中多选择大鹏、天马、高山、瀑布、长江、黄河等雄伟阔大的意象，如他笔下的黄河便具有奔腾磅礴的气势：“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李白的诗很少对生活过程做细致如实的描绘，而是捕捉了许多表面看来没有逻辑接洽的意象深入揭示感情的激荡，造成诗歌布局的大开大合。虽没有明显的脉络可寻，但感情的实质变化可感。他抒情的方式也往往不是含蓄收敛的，而是有如山洪暴发，喷涌而出，一气直下，如《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将进酒》等。
他的诗常常充满大胆惊人的夸大、丰富奇特的想象，还常常借助于神话传说、梦境和幻觉构成瑰丽神奇的地步，如《蜀道难》一开始就借用五丁开山的古老传说烘托出蜀道奇险的气氛，并通过想象和夸大描绘了一幅幅奇山险水令人惊心动魄的图画，表现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梦游天姥吟留别》驰骋丰富的想象，将梦境描写得色彩奇幻，令人目眩神迷；将仙境描绘得五彩缤纷，辉煌神奇。以此反衬现实社会的污浊和令人憎恶，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杜甫称赞李白：“清新庾开府，飘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指出他诗中的语言清新飘逸。如《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宣城见杜鹃花》、《山中与幽人对酌》、《横江词》、《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早发白帝城》等，都用极单纯自然而又豪放有力的语言表达了极深厚的感情，达到他自己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江夏韦太守》）的幻想地步。李白还注意学习民歌语言和当时的口语，使诗歌自然流利，饶有民歌风味，如《长干行》等。
在诗体的使用上，李白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的是七言歌行、七绝，都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较少写作律诗。
李白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他继往开来，在屈原之后创造了古代积极浪漫主义的高峰，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浪漫主义传统；他继承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以自己的理论特别是创作实践，扫清了六朝的绮靡诗风，为唐诗的繁荣和发展打开了新的局势；他善于学习民歌，同时批判地继承前代优秀诗人的艺术传统，形成独特的风格。从而创始了以他和杜甫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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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杜甫
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使诗歌深入地走向现实生活，走向人民。他的诗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由盛而衰这一转变关头的魔难岁月，内容博大精湛，风格沉郁顿挫。从诗歌的表现对象到艺术方法，从体裁到修辞，都对前人遗产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是古典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同时，他以富有创始性的创作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家庭，先祖杜预人称“杜武库”，祖父杜审言乃“文章四友”之一。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壮游时期（712—745）
杜甫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的政治幻想。二十岁南游吴越、二十三岁到洛阳应举落第，后北游齐赵，与李白相遇。这是他创作的准备时期，代表作有《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诗风浪漫豪放，与盛唐气象合拍。
二、困守长安时期（746一755）
天宝五载（746）杜甫入长安求仕，次年，玄宗诏令天下“通一艺以上者”到京城应试，成果李林甫搞了一个“野无遗贤”的骗局，使应试者全部落选。这是杜甫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也是他创作的一个转机。“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的屈辱生活，使他开始透过社会表面的繁荣认识到朝廷的黑暗腐朽。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便始于此时。在屡遭挫折之后，直到天宝十四载（755）他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位。这一时期杜甫既周旋于上层，又接触下层，开始用诗歌反映现实，富有特色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
三、陷贼与为官时期（756——759）
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携家与百姓一道亡命。寄家鄜州，只身投奔朝廷，中途被叛军掳入长安，写下《月夜》、《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留下了反映“安史之乱”的第一手最珍贵的资料，进入他一生中创作最活跃的时期，密切注视时局发展，及时反映重大事件。次年冒险逃出长安，到陕西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任左拾遗（从八品上），为救援房琯，触怒肃宗，后终因房琯事件牵累，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等作品，标志着他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四、漂浮西南时期（759——770）
乾元二年（759）杜甫弃官去秦州，从此远离朝廷，走上与人民接近的路。是年末，入蜀，于成都市郊筑草堂定居，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生活。其间因军阀混战避难至梓州、阆州等地。大历三年（768）携家出蜀，沿途飘泊转徙，最后病死在长沙到岳阳的舟中。这一时期，他寄身田园而心忧天下，忧国忧民的思想更加深邃，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秋兴八首》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第二节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
第三节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的诗歌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现实主义是杜甫创作方法上的最大特色，沉郁顿挫是杜诗的基本风格。所谓“沉郁顿挫”，指的是深沉郁积的感情通过委婉曲折的手法表现出来。如《登高》一诗通过重九登高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大江边深远空旷的秋景，抒发了诗人潦倒一生、年老多病、流离他乡的身世之感。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事事感慨，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尤其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写久客思乡的感慨和迟暮之悲，十四字中含有多重意思，更鲜明体现了杜诗的特色。
杜甫善于通过典型事件、人物及警策凝炼的语言，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人民的遭遇和愿望。如《兵车行》中借“行人”之口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相同或相似的遭遇；《石壕吏》通过老妪一家的惨状，概括了安史之乱后广大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现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两句诗高度概括了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
杜诗语言苍劲凝炼，往往用最少的字句表现最丰富的内容。如《石壕吏》中差吏与老妇的对话，采用藏问于答、以实带虚的写法，省略不少笔墨。杜诗用典如盐着水，不露痕迹，同时又善于吸收口语和方言入诗．如《兵车行》中“耶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前出塞》中“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等，都极通俗生动。
在诗体使用上，杜甫众体兼长，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尤以古体和律体为佳，七律在他手中日臻于纯熟，并使题材大为开扩，如《秋兴八首》便表现了深沉博大的汗青和现实内容。
时代和独特而丰富的生活阅历成全了杜甫，加之具有深厚而广泛的艺术修养，“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不断改进的锤炼技巧，这一切使杜甫成为古典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此做了高度评价，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如果说李白是将诗歌的浪漫主义推进到一个高峰，杜甫则是继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把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提高到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阶段，使诗歌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并直接开启了中唐新乐府诗的创作。在艺术上，杜甫掌握使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充分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同时在语言使用和艺术表现方面也为后人开了无数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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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中唐前期诗人
中唐，约七十年，分为两个时期。代宗大历中到德宗贞元中为转折时期，此后直到穆宗长庆末为唐诗继续兴盛的时期，也是唐诗的第二次繁荣。诗歌数量丰富，风格门户繁多，个性得到发展。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的语言为其艺术特征；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艺术上追求新奇险怪；李贺以绚丽的色彩、奇特的想象、感伤的情调独树一帜；刘长卿、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等风格各异，都有独到的成就。众多诗人安身新变，大胆探索，共同创造出虽不如盛唐诗坛那么光芒耀眼，却更加色彩纷呈的局势。正是由于中唐诗人不满足于守成而安身于创新的种种努力，唐诗才得以在难乎为继的盛唐高峰之后别开生面。中唐诗人的杰出成就和艺术上的探索，不仅丰富了唐诗自身，而且衣被后人，他们勇于创新，以变求通的精力，尤其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中唐前期的代表人物有刘长卿、韦应物、戴叔伦等及大历十才子。这批人大多生于开元盛世，自然受到盛唐精力的感染和盛唐艺术的熏陶，诗歌中也会表现出对盛唐气象的继承。如诗中表现出追求建功立业的精力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边塞诗中也吐露出英雄豪情和爱国精力、表现出昂扬的感情基调和壮大的气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从意境创造到风格形成乃至基本作法都沿袭盛唐熟境。但诗坛的次要倾向是回避现实、吟咏山水、称道隐逸。艺术上追求冲淡平和，追求韵味，趋于工整精练。
第一节元结、顾况
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叟，河南鲁山人。曾任道州刺史。元结论诗在内容上强调文学的美刺教化作用，形式上反对雕琢、崇尚古朴。其诗多针砭时弊之作，代表作《舂陵行》、《贼退示官吏》，入木三分地揭露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对陷于魔难的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两诗直抒胸臆，讽刺辛辣，跌宕起伏，感人至深。杜甫高度评价这两首诗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同元使君舂陵行》）
顾况（—806），字逋翁，苏州人。曾任著作郎，因得罪权贵，贬饶州司户。晚年隐居茅山，自号华阳山人。顾况的文学主张与元结相近，认为诗乃“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悲歌序》），反对徒求文采之丽。所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开元稹、白居易新乐府运动的先声。其中第十一章《囡》用白描手法，深刻揭露了闽吏取幼童作阉奴的惨无人道的罪行，揭示了奴隶身心的深重痛苦，有强烈的感染力。
第二节刘长卿、韦应物
刘长卿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逆境中度过的。屡遭贬谪，身世坎坷。个人的不幸加上时代变乱的痛苦，使他的诗常常吐露出惆怅衰飒的心绪，情调热闹寂寞，凄清悲凉。其诗多写贬谪的感慨和山水隐逸之情，风格冲淡含蓄，清雅洗炼。擅长近体，尤工五律，曾自诩“五言长城”。代表作《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写雪夜投宿山中贫寒人家的情景，凝炼自然，绘声绘影，含蓄亲切，耐人涵泳。也有少数反映现实的作品，如《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等。
韦应物是大历、贞元间诗坛上一位重要诗人。他的诗追求恬淡秀丽的意境，连贯流利的意脉，气貌高古，清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其中又以写山水田园最有特色，他善于用简淡自然却又是精心锤炼过的语言，来描写闲适生活的逸趣及孤高峻洁的情怀。《滁州西涧》是其中的佳作，此诗写景生动，极富画意，表现了诗人独特的生活情趣和闲适恬淡的胸怀，其中也寄托了他不得其用的寥落之感。韦应物对社会离乱、民生疾苦也有所反映，而且态度鲜明，情辞真切。“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亡命愧俸钱。”（《寄李儋元锡》）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封建官吏的良心。还有《淮上喜会梁川故人》写与友人远离十年后重逢的悲喜交集，真切动人。
第三节大历十才子和李益
大历十才子，指活跃于大积年间的十位诗人，不同史籍所载十人姓名略有出入。次要有钱起、卢纶、李端、司空曙、韩翃等。所作诗歌多应景献酬，流连光景，粉饰现实。部分诗作抒写沉沦下僚，怀才不遇之感。诗歌艺术造诣较高，多为近体，五律成就尤高。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卢纶《塞下曲》等是其中的佳作。如《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寥寥二十字便勾勒出壮阔的画面，渲染了紧张的战争气氛，描绘出鲜明的人物形象，很见功力。
李益也曾被列入“十才子”，是这一时期最有独创性的诗人。曾到过塞外，因而写作了不少边塞诗，但这些诗多反映边塞的荒凉寂寞，戍边将士对战争的不满和厌倦，已不再有盛唐边塞诗那种高亢乐观的情调，而是于壮烈、激昂大方之中带有伤感和悲凉的情调。这些诗又多用他极擅长的七绝来写，因而常被谱入管弦，流传很广。如《夜上受降城闻笛》、《从军北征》等，均用浓重的笔墨勾勒出边塞的典型环境，酣畅淋漓地抒发了征人不尽的乡愁。悲壮婉转，意境浑成。李益送别酬赠和妇女题材的诗也有不少佳作，如《喜见外弟又言别》、《江南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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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韩愈与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指的是中唐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歌门户，在唐诗颠末长期发展并已取得极大成就以后，注意更广泛地从前代诗歌中吸取营养，有意打破传统的表现手法，避熟就生，标新立异，戛戛独造。发掘新的形式、语言、意境，创立自己的新风格。虽有时因翻新出奇而不免流于晦涩险怪，却避免了中唐诗风滑向柔弱浮荡一途。韩愈所创始的以文为诗，对后世诗歌尤其是宋诗散文化特点的形成，具有直接的重要影响。除韩、孟外，这一派诗人还有贾岛、姚合、卢仝、刘叉等。
第一节韩愈
韩愈是中唐、也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首脑，广交文友，提携后进，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掀起了有影响的新诗潮。
韩愈今存300余首诗，最显著的特点是诗风豪放雄奇。他的诗大都气魄宏大，气势磅礴，改变了大历以来诗坛上纤巧卑弱的现象。其次，是他有意打破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想象奇崛，意象怪奇，构思奇特，标新立异。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
韩愈的另一创造是“以文为诗”，就是把过去不曾入诗或不宜入诗的材料和手法引进诗歌。如将散文的某些表现手段、布局方法、语言形式用于诗歌；用散文那样浩瀚的体制来扩展诗的篇幅；以汉赋那种铺陈排比来布局诗歌；语言打破匀称、平衡、和谐、圆润，使律化的诗歌复古，通篇单行等。这对后世诗歌尤其是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有极大影响。
韩愈的代表作有《南山诗》、《陆浑山火》、《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听颖师弹琴》等。
第二节孟郊、贾岛
孟郊与韩愈并称“孟诗韩笔”，作诗以苦吟著称，多为五言古体。艺术上注重造语炼字，追求构思的奇特超常。具有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中所说的“钩章棘句，搯擢胃肾”式的险奇艰涩。
孟郊出身贫寒，遭遇不幸，仕途潦倒，故其诗多写自身的穷愁孤苦。如组诗《秋怀十五首》、《答友人赠炭》等；难能可贵的是，一些诗不仅反映了中下层文士的艰难际遇和怨怼情绪，还能透过个人的命运反映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如揭示现实中贫富不均、苦乐悬殊的不平，针砭社会上人际关联中的丑恶现象。如《寒地百姓吟》用鲜明对比的手法，展现了寒地之夜贫苦百姓和富贵之家两种判然不同的生活，深刻揭示了贫苦百姓的沉痛心情和失望际遇，指责了穷奢极欲的富贵者，情绪激烈悲愤。比喻新颖，想象奇警。
孟郊也有平易之作，如《游子吟》。诗中以缝衣的细节表达慈母对游子的爱，朴素自然，亲切动人。又用阳光、寸草比喻母与子的关联，意味深长。全诗平易近人，清新流利，于淳朴素淡中表现了人情的浓厚真淳，故为人传诵，有“诗随过海船”之誉。
贾岛与孟郊同以苦吟著名，苏轼说“郊寒岛瘦”（《祭柳子玉文》），便是指二人诗多愁苦凄清之境，且诗风孤郁悲凉，凄寒窄小。这与他出身平民，屡试不第，性格压抑、内向有关。多五言诗，现存370余首中五言就有300首。
李贺今存诗200余首，皆呕心而作。从个人命运出发，感受、体验和对抗自然与社会对人的压抑，思考人的命运、生死等人生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李贺诗最重要的内容，诗里表现出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有时甚至把摆脱痛苦的希望寄托在虚无飘渺的神鬼世界，用各种形式来抒发、表现他的追求和苦闷，如《梦天》、《秋来》等。这些诗作每每融入极为浓郁的伤感意绪和幽僻怪诞的个性特征。
李贺诗奇崛冷艳、虚荒诞幻的风格，次要体现在他独特的创造性思维、超越现实迥异常境的想象夸大、大量虚幻意象的营造，奇异峭拔的遣词造句，以及通感、比喻等修辞手法的创造性使用上。如喜用泣、鬼、寒、死等色彩冷艳凄迷的辞藻。想象云彩是天河中的流水，因而也能发出流水声：“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日像玻璃般明亮，因此也能像玻璃似的敲响：“羲和敲日玻璃声。”（《秦王饮酒》）
李贺继承了楚辞的传统，被称为“骚之苗裔”，也受到鲍照、李白、韩孟等诗人的影响。与韩愈、孟郊相比，李贺更重视内心世界的发掘，更注重表现内心的情绪、感觉乃至幻觉，给古典诗歌斥地了一种新的地步。并对晚唐诗风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但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内容偏于狭窄，情绪过于低沉，一意追求奇诡险怪，带来缺少思理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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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闲适诗和杂律诗中也有不少佳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在赋“古原草”中寓别情，不仅体物入妙，章法严谨，而且物情交融，意境浑成。其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联借对春草的赞美，歌颂了平凡事物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唱叹有情，富有理趣，是千古传诵的名句。《钱塘湖春行》写杭州西湖早春风光，《暮江吟》写江天傍晚至入夜的景色，都情境俱佳，耐人涵泳。这些诗气脉明朗自然，语言平易流利，从内容到艺术对后人的影响都很大。
白居易的诗注重写实，善于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加以选择、提炼和概括，善于描绘具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善于进行细致描摹，创造出叙述、抒情相结合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艺术地步。他对古代叙事诗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此外，诗歌语言平易通俗、浅切流利，叙事抒情意到笔随，达到一种很高的地步。白居易的诗歌广为流传甚至远播海外，与他语言的通俗化有直接关联。
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了新乐府运动。“新乐府”之名，是白居易提出的，指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不再以入乐与否作标准。新乐府诗始创于杜甫，为元结、顾况等继承，又得到白居易、元稹大力提倡．新乐府运动即由此而来。
白居易在总结前人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代表作是《与元九书》，次要内容有：1、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密切反映现实生活，尤其要反映民生疾苦，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和“惟歌生民病”等标语；2、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联上，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要求形式服务于内容。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内容与形式关联的论述，也合乎道理。但他们将儒家功利主义的诗论强调到极致，把“风雅比兴”作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影响了对前代作家的正确评价；此外，在强调政治内容时，无视了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诗贵含蓄的特点；又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等同起来。其局限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节元稹与张籍、王建
元稹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元稹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代表作有《田家词》、《织妇词》等。受白居易《长恨歌》影响写作的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虚构和丰富的想象，真实反映了因唐玄宗荒淫逸乐的政治昏暗而导致安史之乱的汗青教训，表达了希望治理朝政以实现国家和平安定的心愿，诗歌达到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诗人因此而被宫中呼为“元才子”。
除讽谕诗外，元稹在悼亡诗和艳情诗的写作上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遣悲怀》三首，对妻子的怀念追忆、丧妻的哀痛憾恨，均从生活琐事着笔，以口头语道出，却写得情深意挚，感人肺腑，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语浅情深，在抒发深挚专一的眷恋之情中寓深刻的人生哲理。《行宫》寥寥二十字写尽了宫中的冷寂凄清和“白头宫女”长期幽闭的悲惨命运，语约意丰。
张籍与王建同为较早写作新乐府的诗人，于元白之外自具特色，世称“张王乐府”。张籍乐府诗取材广泛，下层百姓的疾苦、官府的横征暴敛、商人的奢侈贪婪，都在他笔下得到表现。其诗善以“俗言俗事入诗”，从中发现和发掘蕴含其中的社会意义；并善于提炼情节和语言，达到言浅意深和言简意赅的地步。故王安石称赞他的诗“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如《野老歌》借山居老农的遭遇，集中概括地反映了中唐社会农民生活的极端贫困和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表达了对统治阶级和富商大贾的憎恶，对农民的深刻同情。一些小诗如《秋思》借一个写家书的细节表现思乡怀亲之情，语浅情浓，意味深长。
王建出身寒微。阅历的坎坷使他得以接触下层社会，写作大量乐府诗。他的诗题材广泛，或揭露压迫剥削，或描写边塞战事，或表现妇女命运，或批判统治者的荒淫骄横，都具有现实意义。如《羽林行》揭露羽林恶少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的罪恶行径，活画出统治阶级爪牙凶残无赖的面目，矛头指向庇护他们的皇帝。王建的诗在表现和体察民俗民情民间生活方面较之张籍更加细致入微，也更通俗、更口语化。而且诗的结尾多警句，如《水夫谣》写纤夫的艰辛和悲苦，结末说：“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农夫不怨天。”笔力凝重，足以振起全篇。王建还有《宫词》百首，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李绅（772—846），字公垂。是最早以“新题乐府”为题进行创作的诗人，惜二十首诗已经失传。今存《悯农》二首，是到处颂扬的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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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中唐其他诗人
以韩、孟和元、白为代表的两大诗派的改革固然最引人注目，但在此之外，还有不少具有独特风格、独特建树的诗人，其中比较杰出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相同的政治遭遇，旗鼓相当的才华，以及两人间真挚笃厚的友情，使他们的诗歌在思想内容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艺术风格却各有不同。
第二节柳宗元
柳宗元是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诗数量虽不算多，但特色鲜明，成就很高。柳诗多作于被贬之后，大体分为叙事诗、寓言诗、抒情诗、山水田园诗四类。其中抒情诗和山水诗尤有特色，成就也更高。失败的悲愤和被贬的怨艾始终萦绕在柳宗元的心头，所以诗中常常呈现一种空旷孤寂、幽深清远的意境。他善于将壮志豪情与对国家衰退的忧思交织在一起，宏阔的地步与萧瑟的景物交织在一起，抒发了迁谪的悲愤抑郁和去国怀乡的情思。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通过登楼远望，抒发了诗人离乡别友的悲苦和对挚友的深情怀念，吐露出对时事艰危、环境险恶的忧伤和不平。此诗赋中有比，虚实相生，情景交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以“若为化作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的奇想，抒发怀乡思归之情，极为沉重。长期贬谪远荒的生活，使柳宗元对自然山水有特别亲切的感受，山水成为他政治上遭受打击，心情压抑时的最好慰藉。他因山水诗的突出成就与韦应物并称“韦柳”，成为唐代继王维、孟浩然之后有代表性的山水诗人。柳宗元的山水诗构思精巧、意境清新、情致深婉，处处显出其清峻高洁的人格，吐露出孤寂凄婉的情绪。名篇《江雪》以孤舟独钓的老翁形象，寄托了诗人清峻高洁的人格和被贬远荒的孤寂幽愤。
柳宗元以160多首诗而自成一家，风格淡泊简古。苏轼称其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谓其与陶渊明均“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评韩柳诗》），指出柳诗朴素精练的语言中蕴含了丰富深远的情思，足见柳诗所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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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晚唐诗人
从文宗大和年间到唐末，是文学史上的晚唐时期，约七十年左右。国势江河日下，诗运亦如国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但在诗坛日渐滋长的华靡纤巧的颓风中，杜牧、李商隐却如异军突起，以具有鲜明时代色彩、个性特征和独特艺术风格的诗歌，为唐代的灿烂诗国涂抹了最后一道绚丽的霞彩。其后随着王朝不可逆转的末日的光降，逃避现实，追求淡泊地步与清丽诗风成为诗坛的次要倾向。这一时期，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等诗人，上继元、白，以通俗的形式和语言揭露社会现实，关怀民生疾苦。尽管这些诗在他们的作品中为数不多，创新不足，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力和尖锐犀利的笔锋，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成为中唐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延续和余响。
第一节杜牧
杜牧是宰相杜佑之孙，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世称“杜樊川”。杜牧生于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晚唐，自幼便有经邦济世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关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曾注《孙子》十三篇，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挽回唐王朝实际上已不可逆转的颓势。杜牧今存诗500多首，在艺术上各体皆工，七绝尤佳，有不少为人传诵的名篇。深沉的汗青感是杜牧诗中的一个显著特色。无论是感慨往事、针砭现实还是抒写怀抱、描摹自然，都常常吐露出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但由于杜牧性格比较开畅乐观，所以他的诗中虽有颓唐的成份，却并不显得消沉，而是在忧郁中透出清丽俊爽的风调。
杜牧诗辞采清丽，风调俊爽。杜牧论文主张“文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自云“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献诗启》）。他的诗歌实践了这一主张，对后世产生了优越的影响。
第二节李商隐
李商隐与杜牧齐名，世称“小李杜”。因不幸卷入牛李党争，长期遭受排挤打击，一生多沉沦幕府，困顿失意。
李商隐现存600多首诗，按题材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治诗。直接反映现实政治和重大的汗青事件，表现了他对晚唐社会的清醒认识和强烈的正义感。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高度概括了唐王朝从贞观之治到甘露之变的汗青，深刻揭露了当时存在的严重社会危机，分析了造成“安史之乱”的原因。《有感二首》、《重有感》反映了宦官大肆诛杀朝臣的“甘露之变”，表现出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爱憎感情；《赠刘司户蕡》、《哭刘蕡》等一系列作品，表达了对曾在制科对策中激烈抨击宦官的刘蕡遭贬含冤而死的强烈痛惜和悲愤。《安定城楼》用一连串典故抒发了他遭受压抑的感伤，及忧念国事、蔑视功名利禄的胸怀。于感怀身世中揭示了朋党之争的背景，浸透着深厚的政治内涵。诗中“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二句，因其高度概括了有志有识之士的高远幻想，备受人们激赏。
三、抒情咏物诗。这类诗意境清新，情思缠绵，往往吐露出浓重的感伤情调，反映了晚唐特定的时代风貌、特定阶层的心理矛盾。在他笔下有落花、枯荷、流莺、鸣蝉、槿花，为雨所败的牡丹等。如《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槿花》：“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再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写水亭秋夜，枯荷听雨，更添相思怀友之情，意境凄清萧飒。《蝉》以秋蝉寄托自己的身世际遇，语极凄婉。这类诗中《夜雨寄北》别具一格，此诗写怀人思归，前两句通过问答和典型环境描写，表现了旅居异地的孤寂和深长的思念。后两句紧扣夜雨，另辟新境，将眼前景象当作他日怀想的材料，不仅写出重逢的欢愉，情思的深长，而且用美好的憧憬排遣了眼前的孤独凄凉。全篇使用白描，虚实相生，情景交融，含蓄蕴藉，情韵深婉，既有民歌的朴素，又有文人之作的细腻。章法也颇独特，“期”字和“巴山夜雨”的重见叠出形成音调的回环往复。是一首广为传诵的佳作。
杜荀鹤出身微贱，又逢乱世，对民生疾苦有深入的相识。《山中寡妇》通过对山中寡妇悲惨生活的具体描绘，反映了唐末农村土地荒芜、百姓饥寒交迫的社会现实，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剥削的残酷无情。语气沉郁悲愤，议论深刻警策，对人物形象和生活细节的描写，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再经胡城县》辛辣地讽刺了靠剥削和欺诈百姓得以升迁的贪官污吏，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严酷事实。
唐末诗人还有陆龟蒙、罗隐、于濆、曹邺、刘驾等。罗隐的咏物诗《蜂》是讽刺现实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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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唐代散文
古文作为一种文体，是唐代才有的，指上继先秦两汉、奇句单行的文字，用以与骈文相对。秦汉以前文章并无骈散之分，从东汉时起，行文受辞赋的影响逐渐骈偶化，魏晋南北朝时期，骈体文逐渐形成。这种文体全篇以双句（又称俪句、偶句）为主，最多见的是用四字、六字排比或间隔交错，叫做骈四俪六（简称四六文），并且讲究声律、对仗、辞采华美和使用典故。由于南北朝时期讲求文学形式和艺术技巧的文学观念的影响，骈文逐渐取代了散文。
到初唐骈文更加风行，又大多用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愈来愈空洞浮夸。引起一部分有识之士的忧虑和不满，主张对文体来一次革命。从四杰开始骈文中的散文倾向已越来越明显，陈子昂所写的政论文朴实平易，成为散文复兴的先导。安史之乱以后，李华、元结、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认为国家动乱的根本原因是儒家古道的衰落，而儒学衰微又是因为浮靡文风流行，所以纷纷起来反对“俪偶章句”的骈文，提倡三代两汉的文风，并写下了大量体现这一文学主张的散文。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古文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准备。但他们不论在理论或创作实践上，都未能推出一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足以胜过骈文的新体散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愈和柳宗元意识到要复兴古道，首先必须对古文自身进行革新，并自觉地担当起创造新体散文的汗青使命。他们相互呼应，共同倡导，并以各自的创作实绩达到唐代散文的顶峰。
第一节“古文运动”与韩愈散文
“古文运动”，是现代人的概念。指的是发生在公元八世纪后期的一次文体革命。它的标语是“文以明道”，就是要求用散文来阐明儒家古道的宗旨，摆脱骈俪体裁的束缚，使文章的形式为内容服务。因为参加的人多，目标明确，既有理论指导，又有创作实践，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文学海潮，所以称它为文学史上的一次运动。“古文运动”不仅是一次文体和文风的改革，更是日渐壮大的庶族地主阶级以恢复儒道为目的反对豪族地主，力求中兴的一次改革运动，是政治革新、经济革新思潮在文学上的反映。
“古文运动”的内容次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主张文道合一。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道合一，即是要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为道服务。韩愈提出：“志乎古道”（《题欧阳生哀辞后》）；柳宗元提出：“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两人所说的“道”，内涵并不完全一致。韩愈以儒家道统自居，强调的是正统的儒家孔孟之道，而柳宗元作为改革家，强调的是“辅时及物之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二是主张文体革新。包含以下三个层次：1.反对骈文，提倡先秦两汉古文。韩愈提出“非三代秦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柳宗元提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他们提倡复古的目的在于创新。2.重视“文”的作用。柳宗元提出“言而不文则泥”（《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韩愈提出“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唯古于词必己出”（《樊绍述墓志铭》），提倡语言独创，文从字顺，使其所提倡的古文对先秦两汉文章既有继承又有区别。3.对作家创作的要求。强调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要提高自己的修养。韩愈提出气盛言宜的观点：“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要求以气势驾驭言辞。又提出“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同上）。柳宗元也要求作家“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三是提出不平则鸣的思想。《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认为古代圣贤之言或百家之学都是该时代不平现实的反映，正因为韩愈既有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比较进步的政治态度，又自觉地把古文与现实接洽起来，才突破了正统儒学的束缚和“文以明道”的狭窄藩篱，使古文反映了现实。这也是他的散文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
韩愈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家，苏轼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潮洲韩文公庙碑》），刘熙载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艺概·文概》）他的贡献在于：不但恢复了先秦两汉的古文传统和汗青地位，而且大大扩展了散文的功用，使这种原来次要用于著述的文体，真正成为自由交流思想、描述事物、表达情感，具有多样化功能的语文工具，从而斥地了散文创作的广阔天地。同时，由于他十分重视文学特征的表现和文学手段的使用，创作出优秀的文学散文，提高了散文的审美品格，由此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的散文有300多篇，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论说文、杂文、记叙文、抒情文四类：
论说文鲜明体现了他文以“明道”的主张，集中阐发了他关于儒道的基本思想，如《原道》阐明了他对“圣人之道”的基本观点，确立了尧舜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原毁》指出士大夫之间嫉妒毁谤的陋俗恶习是推行古道的次要障碍。《师说》批评了士大夫耻于求师、轻视学习的不良风气。这类文章气势磅礴、汪洋恣肆，论证雄辩有力，纵横开合，善于通过对比、排比、比喻、反讽等手法增强文章的论辩力气。
抒情文次要见于祭文、书信中。这些作品融抒情、叙事和议论于一体，感情强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祭十二郎文》突破了祭奠之辞例用四六韵文的陈规，以如泣如诉的文笔忆身世、叙家常，委婉深挚地传达出他对有抚育之恩的兄嫂和十二郎的悲痛悼念之情，把接到十二郎不幸病亡的消息后由惊而疑、由疑而信、进而大悲大恸以至沉思感叹的心理过程抒写得酣畅淋漓而又波澜曲折，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韩愈散文感情充沛、风格豪迈、笔锋犀利、气盛言宜，形成特有的雄奇恣肆、浩大奔放的气势和充沛的逻辑力气。所以皇甫湜称其文“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谕业》），苏洵也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上欧阳内翰书》）雄健深厚，气势充沛，规模阔大，是他散文的基本风格。不同文章又有不同风格。总的说来，既富有个性特征而又丰富多采。立意精警，构思巧妙，新意叠出，富于独创，也是韩文的鲜明特色。但有时由于过于追求新奇，对晚唐散文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韩愈对散文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首先，由于他的努力使散文从应用性转向了文学性。先秦两汉史、哲、文未分家，文学性次要指文学技巧，如细节、情节、比喻等；南朝文学与学术分家，但文学性次要体现在诗赋方面，散文则多用于政论、文论，手法平铺直叙，变化较少，抒情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韩愈一方面用散文抒写情性、感怀言志，如《送穷文》、《进学解》；同时从诸子、史传、小说中吸取营养，大大丰富了古文的表现技巧，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等，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此外，他还创造了“解”、“杂说”等文学意味较浓的文体，并对传统的应用文体如序文、碑志、祭文等进行了全面的改造，这些都大大加强了散文的文学性。其次，韩愈在继承先秦两汉经史百家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了辞赋、骈文、当代口语，对散文的语言和布局进行了彻底革新，形成简洁、鲜明、生动、准确的语言风格，并创造了许多新的词汇和成语。韩文灵巧自如地使用多种表现方法，如议论、叙事、描写、抒情、说明等手段，对比、排比、比喻、反讽等修辞艺术，加强散文的艺术表现力。
然而，到了晚唐，散文创作逐渐走向衰落。这是因为：从外部因素来说，由于豪族地主、藩镇、宦官等腐朽势力的阻挠，儒学传统既不能够恢复，以复兴儒学为目的的古文运动也就失去有力的依托；从“古文运动”自身而言，虽有一批支持者，毕竟没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再加上由于过分追求怪奇，韩门弟子渐入歧途。韩愈死后不久散文即衰落，到晚唐骈文重新抬头。只有继承韩愈、柳宗元杂文的小品文取得显著成就。代表作家作品有皮日休《皮子文薮》、陆龟蒙《笠泽丛书》、罗隐《谗书》。鲁迅称赞他们的作品“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唐末小品文继承和发扬了古文运动批判现实，文以载道的传统，在讽刺尖锐，见解深刻方面甚至较韩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形式上，发展了韩柳文中幽默的一面，打破了唐代古文过于一本正经的沉闷局势，使散文题材开拓到日常生活中的琐闻、杂感等各个方面。风格趋向于轻松活泼，对赋、铭、箴、赞等文体进行了由骈转散的革新，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手法。
皮日休散文的代表作有《鹿门隐书》。他善于使用小品文的形式，以古喻今，借此论彼，其思想锋芒表现出明显的叛逆色彩。在《读司马法》中，他抨击了历代统治者“取天下以人命”的罪恶；在《鹿门隐书》中揭露封建官吏为盗的反动本质和暴君的罪恶，激烈抨击贪官污吏，讽刺陋风恶俗。感情激昂，寓意深刻，笔锋犀利。
罗隐（833—909），原名横，字昭谏，号江东生。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阳）人。著有《谗书》五卷。尖锐抨击了帝王的骄奢淫逸，以及宦官擅权，藩镇跋扈，官僚尸位素餐，社会风气腐败等种种时弊，抒发了贤才遭嫉的怨言怨愤。鲁迅评价说：“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都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小品文的危机》）罗隐的文章语言锋利，立论深刻。他善于把道理、观点寄托在文章故事之中，以委婉曲折的形式来讽刺现实，起到振聋发聩、匡世正俗的作用。在艺术上，罗隐善于联想发挥，无论史实、传说、片言只语、琐事细物，都可以信手拈来，议论成章，寄托讽谕。
陆龟蒙（——882），字鲁望，姑苏（今江苏苏州）人。自称江湖散人、天随子、甫里先生。有散文集《笠泽丛书》。他的小品文涉猎广泛．取材新颖，笔锋犀利，深刻精警。或托物寄讽，或引类譬喻，艺术手法多样，对晚唐黑暗的社会现实和统治集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其代表作为《野庙碑》，辛辣讽刺了那些身居高位，享受富贵却祸国殃民的封建官僚，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散文衰落，骈文复兴，造成晚唐赋的数量猛增，而且题材内容有所扩展。从中唐以前以歌功颂德为主，发展到咏物、记事、说理，无所不包，技巧也有所变化，尤其是温庭筠、李商隐等骈文大家的出现，使骈文夺回了一部分阵地。杜牧《阿房宫赋》以才情文采和议论气势见长，基本保持了古赋的形态，但将赋所常用的四、六句改为散文句布局，使用大量隔句相对的排比，极意铺陈却无堆砌之弊，辞采瑰丽而不绮靡，自有一种劲健之气贯串其中，是这个时期新文赋的代表，为后来的散文赋创造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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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唐代传奇
小说到唐代产生了新的体式，这就是唐传奇。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白话小说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唐传奇的兴起和发展自有其社会、经济、汗青及文学等诸方面原因。农业及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兴起，既为传奇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新的题材，也适应了文人和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和遣兴娱乐的需要。佛道的风行，民间对神异之术和因果报应之说的信仰，促进了唐传奇创作的繁荣。唐代诗歌的繁荣特别是叙事诗的高度成就，在情节曲折、铺陈委婉、描写细腻等方面都给唐传奇以影响；行文自由、生动流利的古文的兴盛为传奇的叙事抒情提供了方便适宜的文体。此外，源远流长的史传文学、六朝志怪、变文和民间文学，都从不同的角度为唐传奇的滋生繁衍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第一节唐传奇的分期
唐传奇题材丰富广泛，次要有爱情、豪侠、神怪、汗青四类。它的发展大致阅历了三个时期。
（一）初、盛唐时期
初、盛唐为魏晋小说向唐传奇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传奇很少以人世为题材，与传奇兴盛期相比，反映男女之情的内容也比较少；在艺术表现上侧重于故事情节的描述而较少人物形象的描绘。代表作张鷟《游仙窟》以第一人称自叙途中投宿，在神仙窟与两女子宴饮戏乐之事。诗文交错，韵散相间，描写细腻，文辞华艳，又杂俚语俗谚、双关拆字等，明显受变文、辞赋影响，标志着传奇题材由志怪向表现市民生活、人情世态的变化。
（三）晚唐时期
晚唐是唐传奇的衰落期。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表现为单篇作品减少，传奇集大量出现；爱情题材减少，汗青和侠义题材增多。这些变化与中唐以后社会时局动荡及人们留恋盛世、企慕神仙的社会思潮有关。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只好将希望寄托在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豪侠义士身上。代表性的传奇集有牛僧孺的《玄怪录》、裴铏的《传奇》等。单篇作品《虬髯客传》写隋末李靖在长安谒见司空杨素，为其家妓红拂所倾慕，与他私奔，后得到豪侠之士虬髯客的倾力相助，辅佐李世民成就帝业。作品赞美并生动描绘了红拂美丽多情、机智豪侠、有胆有识的形象，歌颂了虬髯客激昂大方豪侠的义举。
唐传奇揭露了封建婚姻的残酷，抨击了门当户对的等级观念，表现了对下层妇女悲惨遭遇的同情，赞美了她们争取爱情幸福的反抗和斗争；揭露并批判了现实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种种丑行，歌颂了扶危济困、除暴安良的侠义行为。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唐传奇叙事简洁明快，情节曲折委婉，跌宕起伏。将文采斐然的书面语与生动活泼的口语结合，形成生动、流利、凝练的风格。使用对话、细节描写、对比、衬托等手法揭示了人物复杂的心理和性格，生动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
第二节唐传奇的成就及影响
唐传奇斥地了古代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独立发展的道路，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唐传奇的主题、题材和艺术表现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追求爱情自由、否定荣华富贵等思想，成为后世小说、戏曲的传统主题。唐传奇中的不少故事被敷演成戏曲，如白行简《李娃传》被改编成多种戏曲，著名的有元代石君宝的《李亚仙诗酒曲江池》、明人薛近衮的《绣襦记》；元稹的《莺莺传》演为董解元、王实甫的《西厢记》；沈既济《枕中记》演为元代马致远的《黄粱梦》，使“黄粱梦”的故事家喻户晓。唐传奇虚构故事、叙述情节、塑造人物、使用语言的种种技巧，都为后世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借鉴。唐传奇不愧是与诗歌并称为“一代之奇”的唐代文学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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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唐五代词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合乐而歌的新诗体。词的兴起，除了受唐代经济发达、五七言诗繁荣的影响外，与音乐有极密切的关联。中国诗歌自古便有与音乐结合的传统，迄至唐代，音乐共有三种类型，即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所说：“自唐天宝十三载，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燕）乐。”宴乐，以西域音乐为主。曲目繁多，曲调新鲜悦耳，旋律灵巧多变，适宜抒发不同的思想情感，需要长短错落、优美婉转的歌辞与之相配，因而促进了因声度辞的词的兴盛。
第二节中唐文人词
词体在民间兴起后，盛唐和中唐一些诗人开始了对这一新形式的尝试。传说大诗人李白也写过《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两首词，但文人真正认真地倚声填词，是从中唐开始的。有作品传世的作家有张志和、戴叔伦、韦应物、刘禹锡、白居易等，其中以白、刘二人词作数量为最多。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有《渔父》五首，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一首，词中将江南的景色，渔父的生活，写得极其生动传神，表现了隐士淡泊闲适的人生情趣。一时和者甚众，并远播海外。
韦应物和戴叔伦的《调笑令》反映了边塞景象。如韦应物《调笑》（其一）：“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使用急促的节奏和反复重叠的句式，通过胡马焦躁不安的形象，烘托出复杂的情绪氛围。
温庭筠与李商隐并称“温李”。温诗风格秾丽，也有反映现实或抒发怀才不遇感慨的作品，如《过陈琳墓》等。写景也有佳作，《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纯用名词性词组构成一幅深秋早行图，写尽旅人之辛劳，为人传诵不衰。与诗相比，温庭筠在词的创作上成就更高，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晚唐善作“侧艳之词”的词人。今存词70余首，多写闺情。辞藻华丽。风格浓艳，声律谐和，词意含蓄。但题材比较狭窄，情致单调，色彩过浓。是近体诗向文人词的过渡，奠定了“婉约词”的基调。
后主李煜多才多艺，诗文俱工，书画兼擅，词的成就尤高。其词以南唐灭亡被遣入宋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写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后期由于阅历了从一国之君到阶下囚的极大变化，遂于今昔盛衰的对比、伤春悲秋的吟咏中倾诉了思念故国、悲悼亡国的深哀巨恸，凄怆动人。《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是其中最到处颂扬的作品。
李煜的艺术素养极高，他的词不仅具有真挚强烈的情感，而且具有十分鲜明的艺术个性。他善于使用白描手法，传达人物的情态和心理，于平淡中见新奇；还善于借助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段将抽象的难以言状的心理活动，化成具体可感的形象，创造出情景交融的意境。如写哀愁的深广、无尽无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写离愁的纷乱难以排遣：“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乌夜啼》）李煜词的语言朴素生动，却耐人寻味，达到直白通俗与形象精练统一的完美地步。
李煜词突破了晚唐五代词的传统，使词由花前月下娱宾遣兴的应歌之具，发展为歌咏人生的独立抒情文体，开文人抒情词的先河。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高度评价了李煜在词的汗青进程中做出的极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