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将铜镜在中国的发展视为由商（甚至更早自甘肃齐家文化或新疆天山北路）开始接续不断的传统的观点，充分反映在大量铜镜通史性的论著及图录中。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如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铜镜》（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4）。书中总整古代文献及考古发现，将中国铜镜的起源追溯到传说时代的黄帝时期，时间点与出土铜镜的齐家文化相近。在论述上，以通史方式陈述。非常接近的编撰方式也见于中国青铜器全集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宋）王黼编纂，《重修宣和博古图》（扬州：广陵书社，2010），卷28，〈鉴总说〉，页554-555；（清）梁思正撰，《西清古鉴》（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卷39，〈古鉴〉，页827。[3]“,,”oftheofFar(1933):143-154.[4]星纹镜出土于一九七七年。见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贵南尕马台》（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5]一九七四至七五年甘肃广河齐家坪出土的一面素面镜。相关报导见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3期，页39；刘学堂，《彩陶与青铜器的对话》（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页167；高西省，〈中国早期铜镜的发现与研究〉，《中国早期铜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页9。[6]梁上椿，〈古镜研究总论〉，《大陆杂志》，5卷5期（1952.9），页9-13。[7]岳慎礼，〈青铜镜探源〉，《大陆杂志》，17卷5期（1958.9），页16-17。[8]何堂坤，〈铜镜起源初探〉，《考古》，1988年2期，页16-17。[9]李亨求，〈铜镜的源流─中国青铜文化与西伯利亚青铜文化的比较研究〉，《故宫学术季刊》，1卷4期（1984夏），页29-68；李亨求，〈铜镜的源流─再论韩国青铜文化的起源〉，《故宫学术季刊》，3卷2期（1985冬），页45-80。[10]梅原末治，《漢以前の古鏡の研究》（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5）。[11]江上波夫，〈綏遠地方出土古銅鏡の二三に就きて〉，《考古學雜誌》，26卷7号（1936.7），頁395-404。[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页103-104。[13]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联之再研究〉，收入氏着，《林沄学术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页262-288。[14]刘学堂，〈论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3期，页112-119；刘学堂，〈中国早期铜镜起源研究─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说〉，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新疆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页218-242；刘学堂，《彩陶与青铜器的对话》，页166-176。[15]李学勤，〈中国铜镜的起源及传播〉，收入氏着，《比较考古学随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57-63；李学勤，〈续论中国铜镜的传播〉，收入氏着，《比较考古学随笔》，页64-70；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考古学报》，1997年2期，页147-169。[16]张文瑞据河北滦县后迁义遗址出土的两面殷墟时期铜镜，提出两条铜镜甘青地区铜镜东传路线：一为通过青海、甘肃、内蒙，到河北唐山、辽宁喀左；另一自青海、甘肃到中原，见张文瑞，〈滦县后迁义遗址商代铜镜探源〉，《文物春秋》，2017年2期，页16-19。比年韩金秋提出中原出土的商周有能够来自非中原地区，他也采用后迁义的资料，认为殷墟铜镜可分为三种，两种与冀北所见相似，一种与内蒙及关中地区相近。指出「似乎殷墟铜镜的起源与西北地区（卡约文化）关联较大」，西周铜镜则是源于卡约文化，而周代所见动物纹镜则源于冀北、辽西地区，见韩金秋，《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铜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页134-135、185-187。[17]最具代表性者为E.,TheoftheIndo-(,the;:,2007);TheoftheSilkRoad(:of,2008).[18],TheoftheIndo-,263-264;TheoftheSilkRoad,104-105.[19]G.-,“and:Theofwith,”20(1995):17-67.中译本见胡博（G.-）着，李永迪译，〈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收入夏含夷编，《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页3-54。[20]Li,“Long-asinthe,”inTheof,II:,ed.von(Los:,UCLAof,c2009-2011),34-49.其所指出之北方草原地带（theZone）包括河套平原以及陕西北部、山西及河北等区域。[21]M.O’,and:theoftheinAge(PhD,:,1989);“and:theoftheinAge”,oftheofFar62(1990):5-184.[22]白云翔，〈试论东亚古代铜镜铸造技术的两个传统〉，《考古》，2010年2期，页63-77。[23]甲元真之，〈中国青銅鏡の起源と東北アジアへの展開〉，收入西本豊弘、春成秀爾編，《東アジア青銅器の系譜》（東京：雄山閣，2008），頁76-89。[24]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页163；高西省，〈论早期铜镜〉，《中原文物》，2001年3期，页34-35。[25]胡博，〈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页39-40。[26]A.A.提什金、H.H.谢列金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译，《金属镜：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页76。[27]如青海湟中下西河M221，墓主人肩膀及手臂侧放置了数面素面钮镜或镜形饰，数量更多的是全身上下以及腰带上的大、小型圆形铜泡。该墓地材料未发表，仅见简略报导，见和正雅，〈从潘家梁墓地的发掘试谈对卡约文化的认识〉，《青海考古学会会刊》，1981年3期。M221现正陈列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展览室内。承邓淑苹研究员赴该所参观时，为笔者拍墓葬照片，提供了详尽的资料，在此致以感谢。[28]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1期，页141-156。[29]刘学堂，〈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页117；刘学堂，《彩陶与青铜器的对话》，页174-176。[30]刘学堂，〈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页117；刘学堂，《彩陶与青铜器的对话》，页174-176；程建，〈试论中国铜镜的起源和早期映照方式〉，《东南文化》，1992年1期，页88-92；韩金秋，《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铜器研究》，页140-141、188；王趁意，〈中国早期青铜镜纹饰之谜〉，《收藏家》，2004年10期，页33-38；刘铮，〈甘青地区史前太阳神信仰初探〉（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31]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页165。[32]高西省，〈论早期铜镜〉，页32-33。近似观点另见杨军昌，〈陕西周原出土西周时期的阳燧─兼论其科学研究价值〉，《故宫文物月刊》，165期（1996.12），页132-135；罗芳贤，〈古代的取火用具─阳燧〉，《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29日；杨军昌，〈周原出土西周阳燧的技术研究〉，《文物》，1997年7期，页85-87；张天恩，〈略说阳燧─被考古发现所忽略的一类铜器〉，《中国文物报》，1997年7月27日；杨军昌、段艳丽，〈中国早期阳燧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8期，页101-103；王纲怀、陈灿堂，〈中国阳燧技术研究〉，《中国早期铜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页40-51。[33],TheoftheIndo-,240-241,263.[34]次要发现特别集中报导于1989、1992年等两卷。[35]著名者如S.V.对塔加尔文化铜镜的研究（转引自,TheoftheIndo-,407）、T.M.对斯基泰镜子的研究（Т.М.КузнецоваЗеркалаСкифииVI-IIIв.дон.э..--Москва:Индрик,2002），及A.A.提什金（A.A.）、及H.H.谢列金（H.H.）对鄂毕河流域（Ob）出土早期铜镜的整理（A.A.Тишкин,H.H.Серегин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зеркалаизпамятниковэпохибронзыВерхнегоПриобья.//ВестникТомског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университета.--Историяvol.22:2,2013--116-119c.）。[36]F.R.,L’AgeduauMuséede,:,1893.[37]A.A.提什金、H.H.谢列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译，《金属镜：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38],TheoftheIndo-,263-264,407-410.[39]A.A.提什金、H.H.谢列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译，《金属镜：阿尔泰古代和中世纪的资料》，页2。[40]КузнецоваЗеркалаСкифииVI-IIIв.дон.э.;,TheoftheIndo-,410.[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页103-104。[42]高去寻，〈殷代的一面铜镜及其相关之问题〉，《中央研究院汗青语言研究所集刊》，29本下册（1958.11），页658-719。[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7期，页593、596。[44]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联之再研究〉，页262-288；刘学堂，〈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页117；刘学堂，〈中国早期铜镜起源研究─中国早期铜镜源于西域说〉，页221、240；,“Long-asinthe,”43.[45],TheoftheIndo-,263-264,407-410.文献资料虽指出有一些早期铜镜出土，但发表线图者极少。[46],The,the,and:How-agefromthethe(New:,2007),448.[47]常见报导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桥钮素面铜镜如哈萨克斯坦（）的、Kara-遗址，及吉尔吉斯坦（）的窖藏。受安德罗诺沃文化影响的地区，包括哈萨克斯坦的七河地区及新疆地区，也出土颇多此类素面桥钮镜。见,TheoftheIndo-,25,398,408-409,figs.33,43a,54,110;TheoftheSilkRoad,102,104.[48],TheoftheIndo-,104-105,251,263-264.[49]此为刘学堂引述与梅建军的对谈。刘学堂，《彩陶与青铜器的对话》，页169。[50]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收入宿白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页179-184。[51]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页206-207；,“Long-asinthe,”38.[52]刘学堂，《彩陶与青铜器的对话》，页168-169。[53]关于安德罗诺沃文化在新疆地区的文化表现，见E.,“oftheandofintheAge,”inTheAgeandIronAgeofAsia,vol.2,ed.H.Mair(:of,1998),63-93;KePeng,“TheininYili,,”inTheAgeandIronAgeofAsia,vol.2,573-580;Meiand,“Theofinthe2ndB.C.,”73.281(1999):570-578;Mei,andinLate:Itsandwith,BAR865(:,2000),66-67;L.Kohl,TheofAge(:,2007),237-241;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附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汗青进程〉，收入氏着，《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页6-46；邵会秋，〈新疆地区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存探析〉，《边疆考古研究》，8辑（2009.12），页81-97。[54]刘学堂，《彩陶与青铜器的对话》，页168。[55]ЮрийЕсинТайнабоговдревнейстепи.--Абакан:Хакасский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институтязыка,литературыиистории,2009,107-108,182c.[56]郭物，〈从石峁遗址的石人看龙山时代晚期中国北方同欧亚草原的交流〉，收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页58-62。[57]胡博曾提出青海西宁发现的骨柄锥及刀与文化同类物的相似性。不过其结论认为更有能够与赛依玛─图尔宾诺相关。见胡博，〈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页33-34。相关讨论另见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兼评帕尔青格教授“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西伯利亚动物纹饰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1期，页54-55。[58]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页183，图版81.1。[59]哈密博物馆，《哈密文物精粹》（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高西省，〈中国早期铜镜的发现与研究〉，页13-14。[60]李汉才认为湟中两镜属卡约文化。李汉才，〈青海湟中县发现古代双马铜钺和铜镜〉，《文物》，1992年2期，页16。[61]此镜只见报导于陈佩芬，〈中国青铜镜发展概述〉一文，并未查找到其他出版资料或线图。陈佩芬，〈中国青铜镜发展概述〉，收入中国青铜器全集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页2。[62]高阿申，〈甘肃平凉发现一件商代铜镜〉，《文物》，1991年5期，页96。[63]安特生报导此镜为瑞典赴蒙传教士Joel于内蒙古-sum得到。见,“,”143-154.-sum为今河北张家口张北，参见R.G.,toin:Fromthetothe(NewYork:,2015),222.关于清末民初瑞蒙宣道会的介绍。[64]瑞典东亚博物馆所藏三面铜镜资料见Evaed..TheofFarNo.77:(:TheofFar,2009),228-229.[65]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湟中下西河潘家梁卡约文化墓地〉，《考古学集刊》，8辑（1994.12），页59。[66]任晓燕，〈论尕马台墓地文化属性及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9期（2016），页34-35。[67]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页39；陈佩芬，〈中国青铜镜发展概述〉，页1。[68]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3期，页278。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页163；高西省，〈论早期铜镜〉，页34-35。[69]报导见刘学堂，《彩陶与青铜器的对话》，页161。[70]此镜介绍见JoanAruzetc.eds..TheDeerof:the,,andthe,Ufa（NewYork:TheofArt,2000）,248.[71]胡博，〈齐家与二里头︰远距离文化互动的讨论〉，页39-40、50-51。[72]甲元真之，〈中国青銅鏡の起源と東北アジアへの展開〉，76-77。八角星纹图案在中国的新石器遗址中见于马家滨、崧泽、良渚、大溪、大汶口及小河沿文化，时代跨度达两三千年。相关讨论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页373-375。[73]中国青铜器全集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图版2。[74]Y.B.,O.N.,S.V.,andV.I.,“II:NewoftheAge,”of37/2(2009):67-78;V.I.,A.V.,“of-fromthe:TheofaSiteby,”of38/3(2010):58-71.[75]E.H.切尔内赫（Е.H.Черных）、C.B.库兹明内赫（С.В.Kузьминых）及林梅村均认为及林梅村均认为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斜线纹器物发现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认为中国境内所见赛依马－图尔宾诺特征或许是经由卡拉苏克而来。见切尔内赫、库兹明内赫着，王博、李明华译，《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北京：中华书局，2010），页270；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与史前丝绸之路〉，《文物》，2015年10期，页59；林梅村，〈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在中国〉，《考古与文物》，2016年2期，页98-100。[76]如：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联之再研究〉，页262-288；W.,“,”inTheof,eds.andL.,:,1999),197-198.,“Whyhavebeen?”364-366.[77]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资料丛刊》，5卷（1981），页118。[78]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北出土青铜器3》（成都：巴蜀书社，2009），页518-521。[79]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北出土青铜器3》，页468。[80]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陕北出土青铜器3》，页394。[81]高去寻，〈殷代的一面铜镜及其相关之问题〉，页685-719。[82]高去寻，〈殷代的一面铜镜及其相关之问题〉，页690。[83]参考对比之例见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牛尊（M54：475）、方彝（M54：183）、安阳铸造之兽首刀（M54：300）等。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页121、125、166-168。[84]如林沄，〈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联之再研究〉，页262-288；乌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铜器〉，《考古学报》，1985年2期，页135-156；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汗青语言研究所集刊》，64本2分（1993.6），页231-408；黄铭崇，〈畜牧者与农耕者之间─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与商文明〉，《“周边”与“中心”：殷墟时期安阳及安阳以外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汗青语言研究所，2015），页23-98。[85]相关讨论见高去寻，〈刀斧葬中的铜刀〉，《中央研究院汗青语言研究所集刊》，37本（1967.3），页355-381；高去寻，〈西北冈出土的殷代弓形铜器〉，《东吴大学中国艺术史集刊》，2期（1973.11），页1-9；杜正胜，〈欧亚草原动物文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页236-251；；林沄，〈青铜挂缰钩补说〉，《边疆考古研究》，6辑（2007），页103-109；郜向平，〈略论商周青铜弓型器的型制演变〉，《华夏考古》，2007年1期，页94-101；左骏、李荔，〈“弓型器”用途与来源再考〉，《华夏考古》，2009年1期，页125-128；吴晓筠，〈马车在早期东西交流中的地位与交流模式：西元前2000-1200年〉，《故宫学术季刊》，28卷4期（2011夏），页108-110；黄铭崇，〈畜牧者与农耕者之间─早期鄂尔多斯文化群与商文明〉，页59。[86]O’,and;“and:theoftheinAge,”29.[87]高去寻，〈殷代的一面铜镜及其相关之问题〉，页689。[88]李永迪编，《殷墟出土器物选粹》（台北：中央研究院汗青语言研究所，2009），页26。[89]高去寻以商代甲骨文字形说明商人临水鉴容，见高去寻，〈殷代的一面铜镜及其相关之问题〉，页691-692。宋新潮讨论过铜镜在商王都出现后并未改变以水鉴容的方式，见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页165。[90]张莉曾提出殷墟出土的铜镜是身份的标志物，见,“Long-asinthe,”44.[91]M.,“Whyhavebeen?”intheandtheSown,eds.D.L.etal.,(and:,2006),364-366.[92],“Whyhavebeen?”364-366.[93]林巳奈夫及巫鸿便曾讨论过妇好墓中多样化战利品及古董收藏品的特征，见林巳奈夫，《中国古玉研究》（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7），页35-97；巫鸿，《黄泉下的美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页170、174。韩金秋也认为殷墟所见铜镜能够是贵族珍稀的收藏品，见韩金秋，《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铜器研究》，页140-141。相关讨论另见吴晓筠，〈再思武丁时代〉，收入蔡玫芬、朱乃诚、陈光祖编，《商王武丁与后妇好─殷商盛世文化艺术特展》。[94]王光永、曹明檀，〈宝鸡市郊区和凤翔发现西周早期铜镜等文物〉，《文物》，1979年12期，页90，图版9；中国青铜器全集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图版5。[95]郭宝钧，《浚县辛村》（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页12。發掘報告中並未發表此鏡圖像，該筆資料發表於梅原末治，〈周代の古鏡〉，《東方學》，35輯（1968），頁6。[96]Э.А.НовгородоваНожикарасукскоговремениизМонголиииЮжнойСибири.//Монгольский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сборник.--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АНСССР.,1962,рис.44.[97]姚生民，〈陕西淳化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页12-22。[98]张长寿、梁星彭，〈关中先周青铜文化的类型与周文化的渊源〉，《考古学报》，1989年1期，页5-6。[99]高西省，〈中国早期铜镜的发现与研究〉，页4-5。[100]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页51，图版24.1。[10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崇信于家湾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页33-34、92。[10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特克斯县阔克苏西2号墓群的发掘〉，《考古》，2012年9期，页10-11。[103]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页128-129。[104]中国科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队，〈1982-1983年陜西武功黄家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7期，页611。[105]王光永、曹明檀，〈宝鸡市郊区和凤翔发现西周早期铜镜等文物〉，《文物》，1979年12期，页90-91。[106]罗西章，〈扶风出土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页16。[10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页14，图版8.1。[108]如,“Long-asinthe,”45；梅建军，〈关于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研究的几个问题〉，《吐鲁番研究─第二届吐鲁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页246-251。[109]持此论者如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其相关问题〉，页151-153；,“Long-asinthe,”45.[110]A.,“TheofSomeoftheChouandHan,”18.1(1955):20-45;马今洪，〈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综述〉，收入上海博物馆编，《练形神冶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上海：上海博物馆，2005），页13-14；,“ofthe,”inTheof,II:,ed.von(Los:,UCLAof,c2009-2011),63-70.[111]据报导，该墓出土一面纹饰镜及一面素面镜。見宋遠茹，〈秦鏡と秦人の“破鏡”習俗について〉，《秦王朝と兵馬俑─発掘された歴史の実像─》（2015年12月19日發表於東京国立博物館舉辦之演講會），頁12。[112]已有不少学者讨论秦国与草原民族的关联，金器的使用也是一项重要指标。相关讨论参见梁云，〈考古学上所见秦与西戎的关联〉，《西部考古》，2016年2期，页112-146。[113]O’,and;“and:theoftheinAge.”[114]梅建军，〈关于新疆出土早期铜镜研究的几个问题〉，页246-251。[11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铸铜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页174-175。[116]已有许多出版品介绍汉代以后铜镜的发展，最具代表性者为中国青铜器全集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voned.,Theof,I:(Los:,UCLAof,c2009-2011)。[117]中国青铜器全集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图版15-19。[118]陈佩芬，〈中国青铜镜发展概述〉，页5-6。[119]中国青铜器全集委员会编，《中国青铜器全集．16．铜镜》，图版30。[120]亚洲内陆于西元前八至一世纪的铜镜形式，见ИнститутеАрхеологииСтепнаяполосаазиатскойчастиСССРв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время.Серия.//АрхеологияСССР.Том12.--РыбаковБ.А.(ред.),1992,374,377,379,411-414,437c.[121]E.-,“inthe,”35.1/2(1973):25-61;白云翔，〈汉式铜镜在中亚的发现及其认识〉，《文物》，2010年1期，页78-86；B.,“AontheandofandinLateIronAge,”oftheZoneintheCE(Bonn:ätBonnInst.f.Vor-u.rüArchä,2015),246-249.[122]SörenandS.eds.and:TheArtandof(:,2012),178.甲元真之，〈中国青铜镜の起源と东北アジアへの展开〉一文曾引述此一材料，并与尕马台镜进行对比。但他將此器稱為圓盤形裝飾品，與Sören等將之稱為銅鏡的理解方式不同，見甲元真之，〈中国青銅鏡の起源と東北アジアへの展開〉，頁76-77。[123]v.,,,DerFüAržan2inTuva(Archäin)(am:von,2010),taf.21,42.[124]如冯时认为三门峡虢国墓地之动物纹镜表现四象，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页314-315；王煜提出自晚商起，铜镜图像便蕴含天地精力信仰的观念，见王煜，〈殷墟妇好墓出土铜镜寓意试探〉，《中原文物》，2014年2期，页57-59；王煜，〈象天法地：先秦至汉晋铜镜图像寓意概说〉，《南方文物》，2017年1期，页188-202。[125]铜镜与妆奁的讨论，见陈耘，〈镜奁梳篦各异工〉，《大观》，2010年2月，页2-8。[126]已有许多著作讨论汉代博局铜镜与战国术数间的关联。其中尤以李零及曾蓝莹比年的研究最为重要。李零对博局图像的研究，如〈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与尹湾《博局占》的设计比较〉、〈说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设计〉，收入氏着，《入山与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页177-200。曾蓝莹对汉代铜镜的研究如Lan-ying,“and:theTLVinHan,”29(2004):163-215;“theonHan,”inTheof,II:,ed.von(Los:,UCLAof,c2009-2011),8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