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缘起
唐传奇是唐代兴起的一种白话小说,宋•洪迈《唐人说荟•凡例》:“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唐传奇艺术成就极高,它标志着小说文体的独立[1]。唐传奇成就最高的是爱情传奇,如《任氏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唐人说荟》人物形象的矛盾性包含了人物形象的“正邪两赋”,也包括了无所谓正邪的心理冲突。何为人物形象“正邪两赋”?曹雪芹论气,提出了“正邪两赋”说,认为天地之间存在正邪二气,万物皆因气而生。“正邪两赋者”是正邪二气互相搏击而后相融会的产物,在上不能成为仁人正人,下不会沦为大凶大恶之人。在世人眼中,他们既聪俊灵秀,又乖僻邪谬不近人情[2]28-30。鲁迅曾在《中国小说的汗青的变迁》一文中谈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3]348诚然,《红楼梦》所写人物是立体复杂的,并不是好人全好,坏人全坏。但就小说而言,人物形象的矛盾性可以上溯到唐传奇爱情故事。国内有关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形象研究的篇目虽多,但很少涉及人物矛盾形象。例如霍静《试论〈任氏传〉里的女性形象》[4]从人性和狐性两个方面分析任氏的人物形象,任氏为保护自己而与韦崟坚决战争,却为报恩使计诱惑其他女子供韦崟淫乐。但也只就单篇作品讨论,没有着眼于唐传奇爱情故事的整体。王立兴、吴翠芬《唐传奇英华》从“情”与“利”的矛盾分析李娃形象,认为她与荥阳公子相识之初“既有男女之间爱情的悦慕,又有着妓女与嫖客即卖主与买主之间色相与款项的相互诱引”[5]159,但没有把李娃形象上升到“正邪两赋”的高度。庞钦月《论蒋防〈霍小玉传〉中的人物形象——以霍小玉、李益、黄衫客、鲍十一娘为例》认为作品把霍小玉塑造成了一个聪明、美丽多情而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6]。连环画《霍小玉》但这只是霍小玉性格中的一面,作者并没有分析霍小玉复仇情节中人物形象的复杂多变性。吴卫高《评唐传奇中任氏和李娃人物形象之异同》从地位、外表、性格分析了她们的共同点,从塑造目的、塑造手法、人物命运分析人物的不同之处,但并没有看到两个人物性格复杂多变的相同点[7]。由此可见,上述论文虽然涉及单篇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形象的复杂性,但是没有将整个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形象上升到“正邪两赋”的高度。因此,研究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形象的“正邪两赋”及其意义还有许多可发掘之处。在国外,相关研究只零散见于有关唐传奇艺术特色的著作中。日本汉学家内山知也《隋唐小说研究》对《任氏传》[8]197-200《霍小玉传》[8]266-280《莺莺传》[8]281-286《李娃传》[8]320-324等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形象作了考据与分析。韩国学者成润淑在《从〈李娃传〉看唐传奇的典雅性与通俗性》中谈到唐传奇中“反转”情节的使用[9]25-27。本文选取《任氏传》《莺莺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唐传奇爱情故事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矛盾形象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探究他们的性格特征,发掘其心理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论述唐传奇爱情故事的衰落与人物矛盾形象的缺失,探究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形象“正邪两赋”的意义及启示。《陈文新讲唐人传奇》，陈文新著，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5月版。二、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矛盾形象之表现英国作家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提出了圆形人物这个概念[10]72-89。圆形人物往往有一个较为不变的性格中心,但又有不同的性格侧面,不同的性格交替融会,由此构成了一个独立复杂的个体。唐传奇爱情故事中有许多圆形人物,下面以任氏、崔莺莺、霍小玉、李娃为例进行分析。1.“正邪两赋”的女性形象先以善恶并存的任氏为例。沈既济《任氏传》塑造了一个亦人亦狐、“正邪两赋”的典型狐精形象。任氏性格中有人性所特有的美,也有她作为狐妖自身的缺陷。一方面,任氏窈窕淑女,蕙质兰心,有着爱情至上的价值观。她不在乎郑六贫穷,只希望在一门庭小巷幽静之处居住下来。她教导郑六买马,谋取利益,表现出她的聪颖机灵。富豪韦崟觊觎任氏美貌,对她爱得发狂,想趁机强迫她,但她并没有因他富贵而离开贫贱的郑六,而是坚决抵制,誓死反抗,也正是她这份对爱情的坚守感动了韦崟。此后两人成了好友,任氏的衣食住行都由韦崟提供。后来,郑六要到金城县上任,邀请任氏一同去,她深知此行去不得,但因不忍韦崟和郑六的再三劝说,只得与之同行,任氏最终命丧途中。连环画《任氏传》任氏的此番大义体现了她人性美的一面。任氏虽为狐妖,身上却有很多人所没有的美好品质,这样一个知恩图报、真性情的“人”让人感动。另一方面,任氏本身是狐妖,她身上有着不可消除的劣根性。初见郑六时,她大概并没有很爱郑六,只是利用美貌诱其同宿,因为此前她曾多次引诱男子回家。为了报答韦崟恩德,她多次利用手段诱骗其他无辜女子供其享乐,这是极不符合人性和正义的,体现了任氏狐性中邪恶的一面。再说义诈相间的李娃。《李娃传》中男主人公是郑生。郑生进京赶考时,荥阳公给他准备了两年的费用,可他一到长安便沉醉于李娃的温柔乡,无法自拔。一开始李娃对郑生“回眸凝睬,情甚相慕”实施诱惑时,他竟“不敢措辞而去”。郑生对李娃一见倾心,即使耗尽百万亦不甚惜。他放弃了科举,不惜一切追求爱情,殊不知,这是娼家精心设置的圈套。小说实写郑生的痴情,反衬李娃的狡诈、圆滑。在遇到郑生之前,李娃已是名响京城的头牌妓女,身价高,手腕自然不低。在长期的从妓生活中,李娃要想生存,只有具备圆滑、狡诈的处事性格才能获得收入。连环画《李娃传》所以,郑生一开始不过是李娃盯上的猎物,而李娃的“风情万种”“娇艳欲滴”不过是为了“钓鱼”放出去的“诱饵”。当郑生资财耗尽、一无所有后,李娃和鸨母互设诡计抛弃郑生。李娃摆脱郑生时所实施的一系列计划可谓天衣无缝,此时她对郑生没有留恋、没有愧疚。从诱惑到逐弃这两部分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李娃的自私、虚伪、冷酷、阴险狡诈、恣意妄为。这是李娃性格“邪”的一面。当郑生被“计逐”后,几经转折沦为乞丐。深夜听到郑生凄惨哀切的呼喊时,李娃开始反省。看到骨瘦如柴、满身疥疮的郑生时,她的魂灵开始忏悔,心中油然生起了一种责任感。此时的李娃呈现出性格中美好的一面:善良、多情、侠义。当鸨母要再次逐弃郑生时,李娃敛容正色:“不然。此良家子也。当昔驱高车,持金装,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荡尽。且互设诡计,舍而逐之,殆非人。令其失志,不得齿于人伦。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绝,杀而弃之。又困踬若此。天下之人尽知为某也……况欺天负人,鬼神不祐,无自贻其殃也。”[11]104这番话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李娃。李娃救下郑生后,不遗余力地照顾他、陪伴他,一直到他考取功名。几年来,李娃承担着既像妻子又像母亲的责任。当郑生功成名就后,李娃自知职责已尽,主动要求离开,在郑生的苦苦挽留之下,她才答应留下。从这我们看到了李娃多情、善良、侠义而忠贞的一面。这是李娃性格“正”的一面。2.心理冲突的女性形象先说情礼冲突的崔莺莺。《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形象丰满、性格复杂,是一个叛逆、勇敢的人,为了争取幻想爱情,她敢于同封建礼教作斗争。在封建旧观念看来,礼代表了正,情代表了不被允许的邪。但在明天看来,这些人物形象性格的矛盾性不能简单地被划分为正与邪,只是一种心理冲突罢了。邮票崔莺莺崔莺莺出生于相国之府,生活无忧,彼时正值碧玉年华,十七岁的她对幻想爱情与美满婚姻充满向往。她在与母亲一道回长安的途中遭遇抢劫,幸亏张生保护而遂不及于难。在张生的激烈追求下,崔莺莺“投降”。此后,她对张生的“情”和封建礼教的“礼”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崔莺莺的思想感情是极为矛盾的。一方面,她出生于名门望族,从小受到封建礼教束缚,因此无论在什么场合,她的行为都要符合她的身份。当母亲命莺莺出来拜见她的救命恩人张生时,她以病相推,被母亲训斥后过了好久才出来。由此可见,她是一个“以礼自持”的大家闺秀。另一方面,崔莺莺是一个正当妙龄的花季少女,十分向往爱情,但受到礼教压制,不敢表现出来,在外人面前,她要尽力保持端庄贤淑的形象。小说把她的这种心理冲突表现得酣畅淋漓。第一次见到张生,她恪守女子行为准则,矜持自重,虽然张生一直在引逗她,但她却保持距离、一言不发。但是在张生写了《春词》二首送她后,她马上回了一首《明月三五夜》,并在诗中暗示了约会的时间。可是当张生如约而至时,她却表情严肃,大声数落张生,希望张生能以礼自持。刘凌沧绘崔莺莺此时的崔莺莺还在恪守礼教,但数日之后,崔莺莺却自己来到张生房,“并枕重衾”大胆向张生表达爱意。崔莺莺前后自相矛盾的表现,正是内心中“情”与“礼”相争的成果。作为一个封建贵族小姐,她要约束、克制自己；作为一位花季少女,她又极其巴望拥有幻想的爱情。她训斥张生的一番话,其实正是她心中代表“礼”的一面向代表“情”的一面的攻击指责。而她“并枕重衾”则正是“情欲”的莺莺战胜了“礼教”的莺莺。跟张生私会后她的思想包袱很沉重,深夜时独自弹奏伤感的曲子,心情愁闷。被张生抛弃之后,她认为与张生暗地结合有“自献之羞”,“礼教”的莺莺又一次压倒了“情欲”的莺莺。后来张生和莺莺各自有了婚姻,张生还想再见莺莺一面时,莺莺却赋诗一首:“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11]139,义正辞严地指责张生违背诺言的无耻行为。崔莺莺在“情”与“礼”斗争的漫长曲折的过程中,大胆追求爱情,勇于同封建礼教作斗争,力求突破封建礼教束缚,尽管在她的反抗行为中时时犹豫、顾虑重重,但她敢于做真正的自己,为幻想爱情奋斗,这是值得确定的。再说爱恨交织的霍小玉。蒋防的《霍小玉传》是唐传奇爱情故事的代表作之一。其中塑造得最为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便是霍小玉。霍小玉本是霍王小女,霍王死后,霍小玉因庶出被众兄弟赶出王府流落教坊,做了卖艺不卖身的青倌人。京剧《霍小玉》剧照一方面,她美丽、善良、敢爱敢恨,更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而且“音乐诗书,无不通解”。与李益初次见面,她“低鬟微笑,细语……初不肯”,后来两人便如金风玉露相逢,共坠爱河。霍小玉身陷娼门,自知不能够与李益相守一生,故提出与李益相守八年的短愿,但连这一个小小的愿望李益都无法满足她。分别不久,曾经发誓“死生以之,与卿偕老”的李益负心另娶,一去不返。小玉思念成疾,抱病将终,多次请求见面,李益却避而不见。后来,一黄衫客“怒生之薄行”将李益架到小玉面前,小玉终得以见到李益。疾病缠身的小玉见到曾经深爱的李益时,心中有多爱就有多恨。李益背叛了她,她恨不能杀了他,可一想到曾经在一起的种种美好,她又舍不得。“含怒凝视,不复有言”这八个字,完全体现出当时霍小玉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我们看到霍小玉作为底层女性的柔弱,但也被她对待爱情从一而终的诚挚所感动。最后,她悲切地斜视李益良久,随即碰杯将酒浇到地上,表示两人之间恩断义绝,然后含恨诅咒:“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11]77-81而后,小玉高声痛哭几声后便气绝身亡。这段义正辞严的强烈控告和复仇意绪,表现了生活在最底层备受欺凌的弱女子最为强烈的愤怒和反抗,显示出她刚烈的性格。连环画《霍小玉》另一方面,霍小玉的性格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虽然爱与恨都是人的正常感情,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其因恨复仇的方式和造成的直接后果损害了其自身形象,于是与“邪”发生了接洽。受到背叛的她没有直接报复李益,而是幻化成其他男子,让李益多疑,从而伤害了其他无辜的女子。她提出的“八年短愿”值得同情,但也反映了她对唐代社会门阀观念认识的不清醒,可见在认知上她是不如李娃的。3.“正邪两赋”的男性形象不仅任氏、崔莺莺、霍小玉及李娃等女性人物如此,其实唐传奇爱情故事中的男性形象亦是“正邪两赋”的,只是不及女性形象鲜明而已。《莺莺传》中张生有才华,又见义勇为,借白马将军之力救莺莺一家于兵乱之中,但对莺莺始乱终弃,竟然诬蔑莺莺为尤物,提出“忍情说”以开脱自己。《任氏传》中郑六虽是一个平庸无能的人,但为了爱情不嫌弃狐女任氏,亦算是爱情至上者。韦崟抢夺郑六之妻任氏,可谓“渣男”,可一旦被任氏以大义折服,又激昂大方磊落、知错必改。《霍小玉传》中李益颇有才华,对小玉也有情义,但是软弱没有主见,在小玉相思成疾时竟然残忍不顾。《李娃传》中郑生有才华,为人赤诚,但是不能自律,拿着父母的钱进烟花巷,自误前程。其父荥阳公在儿子落魄之时鞭挞之,几至死亡又弃之道旁而不顾,可谓残忍至极,但他在儿子博取功名之时又与其和好如初,颇有利势之嫌。他资助郑生,望子成龙,当李娃帮助郑生功成身退之时,又能摒弃门户之见,这表现出其开明的一面。越剧《李娃传》剧照由上可知,自唐传奇爱情故事出现起,在中国古代的白话短篇小说中就出现了人物形象立体化、复杂化的“正邪两赋”式的圆形人物,而并非鲁迅所说的“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3]348。三、人物矛盾形象的缺失与唐传奇的衰落唐传奇后期,虽然出现了传奇集,如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皇甫枚《三水小牍》、裴铏《传奇》等,但总的来看,成就大不如前,其篇幅短小,人物形象单一,不如前期丰满鲜明。裴铏《传奇•裴航》、薛调《无双传》等,虽然故事情节曲折,但是女主人公形象模糊,不及任氏、李娃、崔莺莺、霍小玉那样丰满。男主人公作为重点描写对象,性格单一扁平,全是志诚正人,缺乏内在的冲突。《传奇•裴航》中裴航因下第“游于鄂渚”,爱慕上了国色天香、婀娜多姿的云英。为了追求云英,裴航放弃科举测验,不顾自身危险,置身于闹市之中寻访玉杵臼,夜以继日为云英捣药数百日。裴航克服重重困难,将自己全部的情感精力倾注在云英身上,在他身上没有一丝的邪恶杂念,他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人物形象,彻底的好人全好。《裴铏传奇》《无双传》中的王仙客与表妹无双青梅竹马,青梅竹马,仙客为两人婚事四处奔波,各处打点,请媒撮合,但因王仙客幼年丧父,舅父势利,从中作梗,两人婚事终成泡影。后来,无双被没入掖庭,仙客四处寻求帮助,抓住一切机会救援无双,最终抱得美人归。小说次要表现了王仙客对爱情忠贞不渝、痴情坚守的美好形象,他不似《莺莺传》中的张生始乱终弃,也不似《霍小玉传》中的李益背盟负义。女主人公更是忠贞不二,恪守封建礼教。房千里《杨娼传》述贵游子岭南帅甲宠幸长安名妓杨娼,出重赂削娼之籍,携之南海。帅甲因惧悍妻,而置杨娼于别馆。计未行而事泄。悍妻欲置杨娼于死地。帅甲乃暗送钱物给杨娼并护送北归。中途,杨娼得知帅甲已死,尽返帅赂,设灵位哭祭,祭毕殉情。篇末议论道:“夫娼以色事人者也。非其利则不合矣,而杨能报帅以死,义也;却帅之赂,廉也。虽为娼,差足多乎?”[12]4032-4033杨娼在此似乎成了礼教的传声筒。“过分平稳的道德观念以及准此而行的杨娼,没有霍小玉、崔莺莺、李娃所挟带的活力与生气。作为爱情主角,她不够丰满。帅甲更不具备张生、郑生、李益那种才情与风度。”[13]281汪辟疆《唐人小说》说“本传(杨娼传)质直无文,似非有意传奇之体”[11]186,人物形象的扁平化、脸谱化,表明了晚期唐传奇艺术价值大不如前,这是唐传奇衰落的表现之一。《唐人小说》《灵应传》中的九娘子亦是从一而终的节女子。《灵应传》述泾州东二十里善女湫神九娘子,夫死寡居。父普济王逼其再嫁而不从,纵容湫神朝那领兵相逼,九娘子求救于泾州节度使周宝,得二千亡卒相助,生擒朝那。《灵应传》九娘子颇类《柳毅》,因此汪辟疆《唐人小说》将其附于《柳毅》篇后。但九娘子性格刚烈,寡居不嫁,恪守礼教,颇异于《柳毅》之龙女。总之,唐传奇衰落之后,人物形象单薄,他们大多性格单一,忠于爱情,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最终与意中人团圆,典型的好人全好。在后期的作品中再难找到如唐传奇爱情故事兴盛时期那种性格复杂、形象丰满的主人公形象。唐传奇爱情故事在晚唐发生了嬗变,“正邪两赋”的人物形象消失的原因何在?首先,晚唐士族地位提高、礼法意识抬头,人物形象“正”而不“邪”。唐代士族地位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初唐士族受到抑制。《唐人传奇》《新唐书•李义府传》载义府奏请焚烧《氏族志》。唐太宗《刊正氏族诏》载“燕赵右姓”与“齐韩旧族”“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14]80,随着谱系重修,士族逐渐失势,其维系之礼法遭到破坏。随着科举制风行,进士逐渐得势,浮华之风风行。《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一载:“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沉)酣昼夜,优杂子女,不愧左右。”[15]2988。贞元之末,此风尤盛,礼法荡然,正如杜牧《感怀诗》所云:“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16]5938裴度、元稹、白居易等人都有狎妓阅历。但至晚唐,礼法意识日渐抬头,甚至出现了“女人祸水论”。《唐语林》卷七载宣宗怕自己把持不住,赐死越守尝进女乐之绝色者,矫枉过正竟至杀人如麻[17]238-239。礼法对士人约束渐紧,温庭筠即因狎妓而声名扫地、屡试不中(《旧唐书•温庭筠传》)。晚唐士子不敢抗礼寻找婚外恋情,如房千里入京求仕不敢携妓以往(《杨娼传》)。《北里志》载咸通、乾符间士子孙棨与妓女福娘相好,但福娘问及孙棨是否有意,孙棨答曰:“泥中莲子虽无染,移入家园未得无。”[18]1411。其次,晚唐淫艳文风遭叱,唐传奇爱情故事精力消失。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不满元白诗风“纤艳不逞”和“淫言媟语”,痛斥其如流毒一样“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遗憾“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14]7834。因为白诗多艳情色彩,李商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并序》竟然只字未提白居易诗文[14]8145-8147。韩偓《香奁集自序》担忧他人“责其不经”[14]8739。中唐爱情传奇叙述的多是违背礼教的婚外艳情,与元白淫艳诗风精力相通。《唐传奇新探》晚唐对元白诗风的抵制即是对有悖于礼教的爱情传奇精力的抵制,“正邪两赋”的人物形象消失,人物性格变得单一,其行事完全符合礼教规范,如《杨娼传》之杨娼、《灵应传》之九娘子,唐传奇爱情故事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最后,唐传奇中像杨娼和九娘子这种恪守礼教、从一而终的爱情女主人公的出现,还与晚唐忠謇于朝之文学思想相一致。晚唐藩镇割据,唐政权岌岌可危,时代呼唤着节操意识:一臣不事二主,一女不嫁二夫。陈文新认为《灵应传》宣扬气节,以节妇象征着忠臣,为风雨飘摇的晚唐政权尽忠[13]305-306。这种解释并非无据,中国诗歌传统中就有比兴象征手法,如屈原的美人香草手法,《离骚》就曾以夫妇比君臣,以夫妇之相谐比君臣之相知。《虬髯客传》的创作动机也是如此,篇末云:“乃知真人之兴也,由(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11]181黄山寿绘《风尘三侠》四、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矛盾形象之小说史意义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矛盾形象对中国小说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小说的次要成就在于塑造不朽的人物形象,唐传奇爱情故事成就高,就在于其人物形象的丰满或“正邪两赋”,如上文所述的任氏、崔莺莺、霍小玉、李娃。这对当代小说创作也有极大的启示意义。1.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矛盾形象对古代小说的正面影响到了唐传奇,中国小说文体开始走向成熟,唐传奇作为成熟的小说文体,必定受到后世小说家的关注。唐传奇爱情故事代表了唐传奇的最高成就,其“正邪两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后世小说产生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具体影响不能一一坐实、一一对应罢了。明代四大奇书唯独《三国演义》为性格单一的特征型人物形象。《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与唐传奇爱情故事一样,人物形象都是“正邪两赋”的矛盾复合体。如《水浒传》李逵与《柳毅传》钱塘君,都很可爱但又都有缺点,都因嫉恶如仇而行事莽撞,又都勇于改过。在《水浒传》第七十三回中李逵误听宋江强抢民女,砍倒杏黄旗,欲杀宋江,这是他嫉恶如仇之处,而在相识真相后又负荆请罪,这是他的磊落之处。在江州劫法场,他第一个跳下去,这是其勇敢之处,却又不分好坏,排头儿砍去,这是其行事莽撞之处。《柳毅传》中钱塘君刚肠嫉恶,听说侄女被欺侮,立马奔赴泾川复仇,但做事过分,吞噬无情郎,杀人六十万,伤稼八百里,且又乘酒假气,逼婚柳毅。但被柳毅以大义折服后,他从善如流,闻过则改,二人终成知心之交[11]65-66。李逵形象除有《柳毅传》钱塘君影子外,也有《任氏传》中韦崟的影子,韦崟欲强暴任氏,但被任氏以大义所折服,前已缕析,此不赘述。孙忠会绘李逵《西游记》中猪八戒也是“正邪两赋”形象之典型。他是作者确定的形象,憨厚、老实,取经路上的脏活累活都是他干,他还能降妖伏魔,最后成了净坛使者。但他身上又体现着人性的弱点:贪吃、好色,积攒私房钱,搬弄是非,没有坚定的信心,取经事业一经挫折,最先闹着散伙的就是他。总之,他是《西游记》中塑造得最为丰满、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相对于带有幻想成分的孙悟空形象,猪八戒形象具有更多的现实性,是“真的人物”。《金瓶梅》中西门庆也是一个圆形人物形象。他虽是一个色魔,但在李瓶儿去世时,不问吉凶不顾劝阻,到她房间抚尸痛哭,未尝不是真情的吐露。他虽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但也仗义疏财,资助常时节,还有捐款修庙、印经之善举。清代小说《聊斋志异》人物形象的“正邪两赋”,也是借鉴了唐传奇笔法。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言《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3]216。《聊斋志异》花妖狐魅与人相亲的正面形象亦源自《任氏传》,《任氏传》之前狐狸形象臭名昭著:一是淫邪,二是魅惑。而《任氏传》中狐女任氏却是“正邪两赋”、以正为主。任氏“正邪两赋”前已备述,此处以正为主进行论述。《唐代传奇小说论》任氏容色姝丽,艳冶生姿。虽然以前常诱男子偶宿,但一遇郑生,情即专一。郑生潦倒,她不嫌弃。她以娇小身躯抗拒富豪韦崟的强暴,并最终以大义折服他,可谓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她为了追随郑六,明知途中有险,亦在所不辞,最后命丧恶犬之口。正如篇末所评:“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节,狥(徇)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11]47《任氏传》任氏预知价格、帮助郑六买马获利之片断启迪着《聊斋志异》的某些篇目,如白秋练心仪慕蟾宫,助其商人之父获利(《白秋练》),又如鸦头让王文卖驴赚钱(《鸦头》),白秋练和鸦头的形象中就有任氏的影子。《霍小玉传》与《聊斋志异•窦氏》的女主人公都是“正邪两赋”的人物形象,存在明确的承继关联。《霍小玉传》中李益在得到霍小玉之后,又嫌弃她,意欲另娶高门,小玉病重时更是一直躲着她,终使其魂断香消。小玉死后,其鬼魂报复李益妻妾,使李益终日不得安宁。《聊斋志异•窦氏》中世家子南三复欺骗诱惑农家女窦氏使其怀孕,亦欲将其抛弃而另结高门,窦氏抱着气息奄奄的婴儿投奔他,倚门而坐,南三复竟残忍地谢绝开门,直到五更窦氏母子冻死气绝。窦氏鬼魂报复南三复新婚妻子,最后南三复也被定罪处死。窦氏和霍小玉都美丽善良,忠于爱情,敢爱敢恨,可是她们报复无辜女性,可谓善恶兼具。篇末异史氏曰:“始乱之而终成之,非德也;况誓于初而绝于后乎?挞于室,听之;哭于门,仍听之:抑何其忍!而所以报之者,亦比李十郎惨矣!”[19]631马瑞芳认为李十郎就是“唐传奇《霍小玉传》中的负心汉”[19]633,此负心汉即李益。蒲松龄认为《聊斋志异•窦氏》中南三复比《霍小玉》中的李益更残忍,因此南三复所遭报复更惨,这是《聊斋志异•窦氏》受《霍小玉传》影响的直接证据。《唐五代传奇集》《红楼梦》中“正邪两赋”的高超的人物艺术是对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艺术的继承。曹雪芹不仅在《红楼梦》第二回提出了“正邪两赋”之说,而且确实也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贾政、贾琏的形象无不如此,正如鲁迅所说,都是“真的人物”[3]348。如在人物性格的矛盾性方面,《红楼梦》中林黛玉形象有《莺莺传》中崔莺莺的影子。其路径是:由小说的《莺莺传》改编成戏剧的《西厢记》,艺术营养为《红楼梦》所汲取。在《红楼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黛玉听到《西厢记》中莺莺唱词“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而大有感触,引起共鸣[2]316-317。黛玉与莺莺相似,二人都有诗才,追求爱情的复杂矛盾心态也相一致:莺莺对张生暗地思念,相见时又假装生气,作势责备;林黛玉对贾宝玉一见倾心,但又互生龃龉,反复试探。黛玉与莺莺二人纠结矛盾的心态如出一辙。《红楼梦》中贾政父子形象与《李娃传》中荥阳公父子形象非常相似,都体现出人物形象的矛盾性。贾宝玉和郑生形象对应:都是富家子弟,都很聪颖且重情义,但二人都缺乏自律和担当,其人生轨迹都偏离了父辈的安排。贾政和荥阳公形象对应,二人都望子成龙,希望儿子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但二人在失望之余都表现出极为残忍的一面。《唐宋传奇集》日译本在《李娃传》中,郑生不务学业,因入妓院而仆马荡尽,沦为挽歌郎为人伦所不齿,被其父荥阳公鞭打至“死”而弃“尸”道边。《红楼梦》第三十三回“手足眈眈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述宝玉与伶人琪官过往甚密给贾政带来麻烦,贾政又听信宝玉逼死金钏儿的谗言,恼怒宝玉“在外流荡优伶,表赠私物,在家荒疏学业,淫辱母婢”,将他往死里打[2]439-446。这两种捶打写法相似,都极大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由此推断,二者在人物矛盾形象的塑造和挨打情节的设计上极能够存在某种承继关联。《红楼梦》“正邪两赋”的人物艺术更是对唐传奇的超越。鲁迅先生对中国古代小说是有独到研究的。他为什么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3]348?是他没有注意到唐传奇的人物矛盾形象?显然不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他对“思想和写法”要求很高,只有《红楼梦》达到他的要求,《红楼梦》超越了包括唐传奇在内的传统文学。“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如唐传奇的思想和写法包括“正邪两赋”的人物艺术,还没有达到他心目中的高度。如同他说《儒林外史》面世以后“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3]228,鲁迅对讽刺艺术要求很高。其实,在《儒林外史》之前也有讽刺艺术,散文如《庄子》《孟子》《韩非子》的寓言讽刺,诗如《诗经》的政治讽刺,小说如《西游记》对各类人物的揶揄讽刺、《聊斋志异》对考官不公的讽刺,此类等等,但都达不到《儒林外史》的高度,达不到鲁迅的要求,并非鲁迅没有注意到。《唐宋传奇选》2.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矛盾形象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启示对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矛盾形象的认识,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能给现当代小说创作以有益启示。首先,性格真实是小说创作的前提。文学创作源于生活,是接近生活的第二自然。唐传奇爱情故事成就颇高,就在于人物形象是作者在对现实生活做真实反映和理性思辨后塑造出来的;我们之所以喜欢任氏、崔莺莺、霍小玉、李娃,是因为她们是真实的人,而不是观念先行,为了某种观点塑造出的一个假人。生活中本身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所有人都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其性格是多层面的,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只是所占比例不同,总体倾向不同而已。小说人物性格真实,人物形象的“正邪两赋”是有哲学基础和史学渊源的。中国哲学中就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恶论”。“正邪两赋”论实际上最接近人性的本质。陈文新《中国传奇小说史话》《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著中的人物也是“正邪两赋”的。以《史记》为例,刘邦知人善任、从谏如流,但很自私,是连父亲和女儿都不认的无赖之徒;项羽勇猛善战却刚愎自用,有妇人之仁却坑杀降卒。只是小说发展较慢,唐前小说叙事简短,谈不上人物形象的描绘,只能算萌芽阶段,小说文体至唐传奇而成熟,始有完整的人物形象,小说人物形象之“正邪两赋”或矛盾性肇端于此。其次,“正邪两赋”的人物形象离不开人物生活的典型环境。任何文学作品都带有它所属时代的汗青印记,好的小说应善于利用特殊的环境和曲折的情节来强化人物形象。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形象之所以如此丰富多彩,离不开典型环境的塑造,唐代社会政治开明、风气开放,女性独立意识增强,文人作家也自然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其笔下的人物是时代特有的产物。如前所述,唐传奇的衰落也与晚唐士族地位上升,礼教意识回升,淫艳文风遭叱的环境有关,这从反面说明了“正邪两赋”的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其所赖以生存的人物环境的描绘。但凡取得成就的现当代小说都注意塑造人物性格内在的冲突性,人物形象都接近现实生活中的人,而不是单一的类型化的性格。性格特征化、类型化的现当代小说、戏剧创作不再受到欢迎,反而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现代小说中有许多扁平人物形象[20],虽然也有其作用,但毕竟不如“正邪两赋”的圆形人物那么真实。现当代小说,除了借鉴唐传奇创始的“正邪两赋”的人物塑造艺术,还要借鉴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矛盾形象的生活环境的描绘艺术,摒弃观念先行的粗制滥造的快餐文学,而多出精品。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增订本）五、结论并非如鲁迅所说自《红楼梦》出来后,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这种思想和写法才被打破,“正邪两赋”的小说人物形象才出现。唐传奇爱情故事中具有大量人物矛盾形象,如“正邪两赋”的任氏、李娃,心理冲突的崔莺莺、霍小玉等。晚唐传奇走向衰落,表现为人物形象趋向扁平单一,人物矛盾形象渐渐丧失,艺术价值渐趋低落。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矛盾形象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古代小说圆形人物的塑造是受到唐传奇的影响。唐传奇爱情故事人物矛盾形象也给当代小说创作一些有益启示：小说必须以真实的人物为基础,而真实的人物性格必须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只是矛盾的侧重点不同而已；“正邪两赋”的小说人物形象都应有它所属时代环境的印记；成功的人物形象都必须注意描绘人物性格内在的冲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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