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陶器和种子为标志，最早的文明产生在中国湖南道县玉蟾岩而非以色列北部和叙利亚西部
文|黄饮冰
2015年8月28日，刘某敬在腾信思享会上做了《假如青年有智慧：从华夏到中国》的演讲，在演讲中，对于文明，刘某敬谈到了很多观点，目的就是要棒杀中华文明。
对于“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刘某敬认为是抹杀了已知的事实。不能否认的是，梁启超总结提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的时候，依据的正是当时已知的事实。当然，梁启超提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这是无可厚非的。
西方依据当时已知的考古事实，提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原因就是当时从考古上看，西亚的文明与中华文明有明显的共性，在这个共性的基础上，西方学者认为西亚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当然，从现在的已知事实来看，“中华文明西来说”是破产的。但“中华文明西来说”还是有极大贡献的，这个极大贡献，就是确定了西亚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共性，正是这个共性，昭示了“西亚文明东来说”的合理性。
与刘某敬一样，我也认为文明是有明显的等差性的，文明从一个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但是我认为这个蔓延的中心，是中国而不是西亚。所以我现在也不大谈“四大文明古国”，而只谈文明中心的问题，我概括为“中国中心论”。西亚及其他地方的文明，是中国文明蔓延的成果。
具体到蔓延的中心问题上，刘某敬与我的认识就大相径庭了。刘某敬说：【文明明显是有等差性的，它像一个同心圆，从一个中心向四面八方蔓延。而且，中国，或者说东亚这个地区，在这个蔓延的过程中是明显落在后方的。这个落后性，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几千年都没有改变。】，刘某敬说【中国，或者说东亚这个地区，在这个蔓延的过程中是明显落在后方的。这个落后性，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几千年都没有改变】，就是完全抹杀了已知的事实。
在文明上，谁先进谁落后，谁是起源的中心谁是被蔓延的平面，总得有一个时间坐标，或者标志性器物来判断，否则就是一本糊涂账，谁也不服谁。不解决标志性器物的为题，文明之争最终只能变成口舌之争，浪费精力和感情。
好在刘某敬作为学者，也不专门说瞎话，心中还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陶器和种子，这正好与我的观点是吻合的，这就是我们能够谈论文明问题的共同点。
刘某敬说：【如果抹去这些乱七八糟事后建构的说法，真实的次序——从各地以陶器出现为标志，文明不断向东扩张的顺序——大致上有两条线索。】，刘某敬所说的文明扩张的顺序当然是错误的，但错误之中也有真知，这里的真知就是“各地以陶器的出现为标准”，陶器的标准，是一个很正确的标准，我在多篇文章中已经论证过了。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天然性质的劈脸，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陶器是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出来的第一件世界上没有的新器物，如果陶器不能作为人类文明成就的标志性器物，其他的器物，如青铜器，就更没有资格代表人类的文明成就了。
以陶器为线索，根据西方已经做出的考古结论，到距今